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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往事】蒋炳煌:令人难忘的革命经历
时间:2014-12-17 16:52:56来源:西电往事工作组点击:

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存西电历史,弘扬西电精神,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内涵和特色,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振西电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凝聚传递发展正能量,为深化综合改革、创建一流大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得到许多老同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hqmd2014@126.com。联系人:吴华,联系电话:81891716。

令人难忘的革命经历

■学生记者 冷静

我的革命经历

记者:您是45年的老八路了,当初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能给我们讲讲您革命的这段经历吗?

蒋炳煌:我是45年的5月参加革命的。当时359旅部队由延安南下,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我就参加了。参军以后,就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做文书、宣传员。8月份北返过了长江,调到359旅旅部报务训练班学习。学习这几个月,部队一直在打仗,学习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不能住下来休息,只能一边走,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器材特别简陋。到了46年的1月,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签订了重庆协定。这时部队才驻扎下来,我们住在河南省光山县王窑村,实际就在河南湖北两个省的交界地带,暂时比较安定。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蒋介石实施了谈判,实际上却在准备发动内战。那半年的时间,我们驻扎在那里没有动。休息时间多一点,但是其他时间还要自己去打柴。因为国民党军30万部队把我们包围在狭小的一个区域。我们自己打柴,背米。那时候河南有“赶集”,今天这个地方米便宜一点,我们就背上,到另一个价格高一点的镇子上卖掉。自己要上山砍柴、捞鱼虾,因为没有伙食费嘛。部队被包围了以后,我们确实生活得比较困难。

我们学习六个月就毕业了,教员就是359旅旅部电台的队长,是老红军了。还有一些大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了部队,在政治部,教我们英文,简单的英文字母,简单的口语,我们都学了一点。46年6月25日,内战正式爆发,部队开始突围。我们这些报务员毕业后就分散到部队各电台,我一直在359旅,以后也一直在旅部工作,直到解放西北到了新疆。我在旅部开始是学员,后来就成了报务员、电台队长。49年我到了新疆,50年调到了新疆独立骑兵师,开始做电台队长,然后是通讯科副科长,之中也到外省学习,但时间不长。53年我又回到新疆,到军区通讯处做参谋、组长。一直到54年11月,我到张家口通讯兵学院(西电前身)学习。之后我就在学校做学员,做教员,然后在系里做训练处长、副政委、党委书记。66年我们改成西北电信工程学院,我做副院长、副校长,一直到89年12月离休。这段经历的前十年,从45年5月参军到54年11月,我一直在部队;后来就一直在学校。我54年到这个学校,现在整60年了。

记者:您能讲讲在您的革命经历中您觉得难忘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蒋炳煌:先说说为什么45年参加八路军吧。当时八路军南下,到了湖南湖北。我家在湖南农村,那个时候还有日本侵略者。沿着湘江边的一些小县城,日本人设有维持会、伪军;另外有青帮,青帮里面又分派,各个派又有武装,社会非常乱。那时我十四五岁,是学生,家里比较穷,没什么依靠,没什么背景。伪军也好,青帮各个派也好,都想来拉拢我们,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拉拢到他们那边去。当地有地下党员,这个也是以后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小学老师,实际上也是我家的邻居,离我们家很近,叫彭国梅。还有一个工人,开火轮的,叫谭庚堂,他们两个都是地下党员。当时正是359旅南下,到了湖北、湖南,往广东去,留了一部分在我们那里扩大队伍,这两个地下党员就和他们联系上了。考虑了我的家庭情况,彭老师就说:“炳煌,你要不跟我去吧。”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他说湖北有个学校,送我去上学。我个人当然愿意,就看家里的意思。家里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事嘛,因为在家里立不住了。没有背景,不走的话,你不是被拉到青帮去就是被拉到伪军去了。所以我就这样参加了部队。

过了长江以后,在报务队学习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一来,如果不在报务队学习而在连上做文书,我可能已经牺牲了。在旅部报务队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二来,学习报务和无线电通讯的人在当时的部队是比较稀缺的,而且非常重要。

46年6月25日,我们开始中原突围。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部队离开时说是演习去,跟老乡借的门板等都不要动,实际上部队是撤走了。因为部队撤走突围必须要悄悄的,大张旗鼓的突围不出去。那时日本投降了,但是还有一些残渣余孽,所以碉堡也还有。部队一直往西走,我才发现不对劲,演习怎么跑到平汉铁路来了,往西没有退路了,这才知道不是演习。我们从6月25日中午开始走,到了9月底,才到达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历时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可以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时期。开始一个星期还没啥,比较正常。后来的三个月,没有一天晚上安定的住下来休息。有时做着饭,就打起来了,只能起来跑。吃饭也是这样,饭还没熟,打起来了,就一人乘一碗,一边吃,一边走,吃完的碗就往路边一放。因为敌人又有飞机,又有汽车,撵着我们,后面追,前面堵。我们在陕南,看到哪个山高就爬哪个山,下了山,过了个小沟,又上另一个山,天天是这样。原本在河南,直线行军的话,半个月就到延安了,我们却一直走了三个多月,走到宝鸡西面,快到天水了,就是因为一直有敌人围追堵截。我们在行军过程中没有洗过脚,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背包都没有了。困难的时候,把我们围在山上,坡陡,没有办法架电台,我们就清理出一小点平地,放上电台,和延安直接联系,和毛主席直接联系。本来一个旅,不应该受毛主席、受中央军委指挥的,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了。同中原军区失掉了联系,军区机关是分散来边区的,只有我们359旅是成建制走回来的,所以359 旅必须直接和中央联系,因此在电台做报务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联系不上,一摸瞎,那就真的完了。最后剩两三千人你能走的出来?我们完全靠中央指示怎么走。那时掉队的多得很,上山过个小河又上山,两天鞋底就磨烂了。没有鞋子,就弄个草鞋,掉队的都是脚磨破了,那时又是夏天,脚烂了,很多人就跟不上了。但是说句老实话,作为报务员,首长还是相当照顾的。大家都知道电台重要,没有电台就真的联系不上了。我还记得过荆紫关的情境。过之前,首长司令员还有牲口,过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都丢了。那天敌人四个师包围了我们。早上我们起来,两个主力团在前面走,心想他们在前面走出一条路我们跟着。两个主力团走过的时候,敌人也知道,放过去了,后面就剩一个团,一上山就打起来了。我们就在山上开山辟路,密集的炮弹、子弹,旁边的人一个一个没有了。那时只能靠运气,子弹不长眼,碰着谁就是谁了。所以从山上下来,所有的牲口都丢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主力团在前面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他们才把牲口调剂一下。这一段可以说比较刻骨铭心。

到了边区的时候,我们可谓是狼狈不堪。几个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洗过澡,衣服破破烂烂。我们报务员,不打仗,只是跟着走,但停下来时坐着就开始打瞌睡;还有虱子从衣服脖领那一直往外爬,一摸一个。到了边区我们住下来,把衣服、衬衣、外衣、被子都换了新的。一路行军,部队也吃不到什么油水,到了边区有慰问,能吃到猪肉、羊肉。虽然被教育要少吃一点,吃得细一点,不然肚子受不了,但还是吃得像生孩子坐月子一样,不敢躺着。那段时间我们就在边区休息,吃得比较好,部队也没有任何负担。进了边区,有警备旅掩护。之后我们就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杨家岭八路军大礼堂接见了我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在台上讲话,我离的很近,看得清清楚楚。

在延安休整了半个多月以后,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了。这一段经历确确实实过得比较苦,但是回想起来,又感觉到很有意义。报务班条件那么艰苦,十几个学生走在路上,背包一扔,膝盖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电键用,铅笔短得手实在拿不住了,就用小棍棍一绑,绑上以后,继续练习。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十几个解放战争报务员通讯骨干。当时都是选的多少有些文化或是年轻的学生学习报务,经过了艰苦的培训锻炼,这批人也确确实实起到了作用。

记者:您和学校的渊源这么久,能说说学校早期有哪些优秀的领导或校友,以及他们的优秀事迹吗?

秉承西电精神

蒋炳煌:我刚才讲了,我的人生经历分两段,前面一段是在部队,比较难忘的一个是报讯班学习,一个是中原突围。中原突围是最艰苦的,最危险的。开始没有想到回延安,就想到河南、陕西、四川交界区开辟根据地,但是一个旅在那里站不住脚。后来就到了延安。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1月8日进了张家口的学校,算是第二期。那时的条件也比较苦,办学条件比较差,但对我们来说,跟战争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西电和别的学校不一样,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继承了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毛主席的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点,影响深刻。关键就体现在你做什么工作,不管过去是教员也好,干部也好,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有责任感。其实这和我当时在部队中原突围差不多。那时我就是把该发出去的电报千方百计的发出去,把要收的都收回来,不能有错别字,精力非常集中。报务错了就要了命,要了命不光是自己的命,整个部队的命都毁在你手里面。所以到学校来了以后,这份责任感也没有变。从王诤的报讯队,到毛主席题词,都在警示我们,这样的精神应该传承下来。

1966年以前,我们学校一直属于部队,因此比较封闭,学校和外面不接触,是非常保密的,招的学生都是贫苦家庭的孩子或是干部子弟。我们72年开始招生,本着责任心,为学生收拾房子。修理床铺和桌椅凳子都是教员干部自己动手。那时并没有谁强制要求,大家都是自己觉得要招生了,如果不弄好,学生来了怎么办?本着这样的想法,自己动手,没去请人,更没到外面去雇人。当时没有人监督,大家都是坚信自己要有责任感,给学生提供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我们学校的身份过去是部队,比较封闭,不怎么开放。但77年正式考试招生后,我们出了好几个院士,二系就有两个,都是78级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论设备,我们肯定不如交大、西工大这些学校。对外开放也比不上他们,因为我们那时是对外封闭的,他们一直是地方学校。论经费也比不上他们。那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能这么出色?这就是靠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支撑。大家都有这个责任感。教员上课、搞科研,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备课也非常认真。干部也是,兢兢业业,对学生就像是自己亲生的,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精神是无形的,但也是确确实实表现出来的。我们领导黎东汉,他是少将,要是在部队上,少将又有炊事员,又有警卫员,又有公务员,但是在这里他也有炊事员,却在食堂里面自己提着饭盒跟我们排队、打饭。这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们这些干部教师的教育都很深刻。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后来回想起来,我们就是有着这种责任感。我们是同自己作比较,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做好,领导在不在,督促不督促,人前人后都应该一个样。我们那时都感觉如果不做好,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心里就过意不去。教员搞科研,努力让项目的效益好一点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是为了国家需要。大家想的不一样,动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学校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在科研上取得了突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就是提醒你做什么一定要有责任感,一定要做好,不做好不行,对不起国家。想的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条件好了,物质生活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气氛也不一样了,但应该把这种精神延续下来。要紧紧的抓住这一指导思想,因为它对我们后面办学来说,动力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是无形的,你看不到,但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记者:想必您一定见证了西电的变革和发展,你能不能说说在西电的建设和发展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蒋炳煌:就说转折点吧。学校开始是在张家口,张家口的自然环境差一些,冬天零下30多度。我们是部队学校,去演习的时候,冻得不行,手里铅笔都拿不住,装备也差。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学校变化一下,能够换个地方。到了54年,中央军委批准搬迁,考虑北京和西安,并最终定在了西安,这是一个转折。

我们56年开始在西安修建学校,58年搬家。来的时候,是部队的行政命令,联系了火车,几趟火车就拉来了。我在58年的8月来西安,算是第三批了。那时候走到洛阳,下大雨,车还停了几天。到了西安以后,房子明显不一样了。设备仍然也比较差,但是和张家口比,算是上了一个台阶。当然,这之中,起伏比较大,学校最终慢慢走向正轨。当年大跃进、大字报、反教条,都对学校有一些影响。之前我们是学习苏联,教条比较多。到58年这么一反以后,我们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办学。指导思想不一样了,不是完全向苏联学习“一边倒”了,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时间不长,没有几年,又开始转变了。到66年文化大革命,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伤筋动骨,整个国家都一样,当时部队学校更厉害。

我自己从张家口搬到西安,虽然条件改善了,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好多事情都还是自己在做。当时参加劳动,操场都是我们自己平整的。还有游泳池,都是自己挖的。学生也参加,但是很少,为了不耽误上课,主要是干部教员在做。现在这个丈八宾馆东边原来是鱼塘,我们挖鱼塘,自己养鱼,改善生活。另外在北郊草滩有农场,我们干部教员到农场去劳动,种粮食,那时候困难嘛。这些都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学校才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记者:现在提及西电精神,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您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用这样一种红色传统去激励当今的大学生?

蒋炳煌:靠党委、领导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进行教育,让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我们学校的发展。我们学校的发展跟我们国家一样,有起伏,但是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为什么困难情况下我们能取得成绩,还能获得发展,就是因为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言传身教——既要讲、宣传——现在科学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网络、电视,或是平时的教育;另外自己也要做,领导要做表率。首先老师教员的思想上要能够接受这一点,理解这一点,自觉地于无形当中,在和学生接触中,教学中要求自己这样去做。其次要教育年轻学生和年轻职工。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确实非常重要,领导干部要自己领会这样去做的重要性。讲,就是各种形式的宣传;做,就是真正去做。讲和做相结合,让大家真正明白了,学校今后的发展才能更健康。我们当时有一个学生,原来二系的,叫蔡锡锦。他是部队来的战士,文化基础差一点,因为其他学生都是高中毕业考来的。那时班上还有互助组互相帮助。他是部队来的有津贴,经济条件比别的学生都好。但是为了自己的学习,五年没有回过家,放假就自觉留在学校学习。最终他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成绩也比较好。我觉得最关键是学校的氛围,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学习好了为国家,不仅是自己的谋生手段。本着这样的想法,学习才能有动力。那时我在系里做处长,还动员他回家。他说:“我不回家,我比别人文化低一点,假期要在这里学习。”要是能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学生当中,那发展的潜力就太大了。所以必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延续办学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基本上也还这样,但比过去差多了,当然客观环境也不一样。可正因为不一样,如果我们再不注意,那优良传统就真的丢光了。

记者:总结一下您的一生,您怎么评价?

蒋炳煌:我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但受责任驱受,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环境,我所担负的各项工作,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了任务,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从未因工作失职或犯错误挨过批评。我敢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得起党,作为一个干部对得起国家,作为儿子对得起父母,扪心自问,对得起自己,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蒋炳煌简历:

蒋炳煌,男,1929年1月出生,湖南湘阴人,1945年5月参加革命,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之初,先后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三五九旅工作;1951年6月在新疆独立骑兵工作;1953年5月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工作;1954年11月后在本校工作,1981年1月任副校长,1989年12月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先后任离退休党委委员,55号楼支部书记、支部宣传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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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忘的革命经历

■学生记者 冷静

我的革命经历

记者:您是45年的老八路了,当初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能给我们讲讲您革命的这段经历吗?

蒋炳煌:我是45年的5月参加革命的。当时359旅部队由延安南下,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我就参加了。参军以后,就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做文书、宣传员。8月份北返过了长江,调到359旅旅部报务训练班学习。学习这几个月,部队一直在打仗,学习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不能住下来休息,只能一边走,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器材特别简陋。到了46年的1月,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签订了重庆协定。这时部队才驻扎下来,我们住在河南省光山县王窑村,实际就在河南湖北两个省的交界地带,暂时比较安定。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蒋介石实施了谈判,实际上却在准备发动内战。那半年的时间,我们驻扎在那里没有动。休息时间多一点,但是其他时间还要自己去打柴。因为国民党军30万部队把我们包围在狭小的一个区域。我们自己打柴,背米。那时候河南有“赶集”,今天这个地方米便宜一点,我们就背上,到另一个价格高一点的镇子上卖掉。自己要上山砍柴、捞鱼虾,因为没有伙食费嘛。部队被包围了以后,我们确实生活得比较困难。

我们学习六个月就毕业了,教员就是359旅旅部电台的队长,是老红军了。还有一些大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了部队,在政治部,教我们英文,简单的英文字母,简单的口语,我们都学了一点。46年6月25日,内战正式爆发,部队开始突围。我们这些报务员毕业后就分散到部队各电台,我一直在359旅,以后也一直在旅部工作,直到解放西北到了新疆。我在旅部开始是学员,后来就成了报务员、电台队长。49年我到了新疆,50年调到了新疆独立骑兵师,开始做电台队长,然后是通讯科副科长,之中也到外省学习,但时间不长。53年我又回到新疆,到军区通讯处做参谋、组长。一直到54年11月,我到张家口通讯兵学院(西电前身)学习。之后我就在学校做学员,做教员,然后在系里做训练处长、副政委、党委书记。66年我们改成西北电信工程学院,我做副院长、副校长,一直到89年12月离休。这段经历的前十年,从45年5月参军到54年11月,我一直在部队;后来就一直在学校。我54年到这个学校,现在整60年了。

记者:您能讲讲在您的革命经历中您觉得难忘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蒋炳煌:先说说为什么45年参加八路军吧。当时八路军南下,到了湖南湖北。我家在湖南农村,那个时候还有日本侵略者。沿着湘江边的一些小县城,日本人设有维持会、伪军;另外有青帮,青帮里面又分派,各个派又有武装,社会非常乱。那时我十四五岁,是学生,家里比较穷,没什么依靠,没什么背景。伪军也好,青帮各个派也好,都想来拉拢我们,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拉拢到他们那边去。当地有地下党员,这个也是以后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小学老师,实际上也是我家的邻居,离我们家很近,叫彭国梅。还有一个工人,开火轮的,叫谭庚堂,他们两个都是地下党员。当时正是359旅南下,到了湖北、湖南,往广东去,留了一部分在我们那里扩大队伍,这两个地下党员就和他们联系上了。考虑了我的家庭情况,彭老师就说:“炳煌,你要不跟我去吧。”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他说湖北有个学校,送我去上学。我个人当然愿意,就看家里的意思。家里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事嘛,因为在家里立不住了。没有背景,不走的话,你不是被拉到青帮去就是被拉到伪军去了。所以我就这样参加了部队。

过了长江以后,在报务队学习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一来,如果不在报务队学习而在连上做文书,我可能已经牺牲了。在旅部报务队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二来,学习报务和无线电通讯的人在当时的部队是比较稀缺的,而且非常重要。

46年6月25日,我们开始中原突围。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部队离开时说是演习去,跟老乡借的门板等都不要动,实际上部队是撤走了。因为部队撤走突围必须要悄悄的,大张旗鼓的突围不出去。那时日本投降了,但是还有一些残渣余孽,所以碉堡也还有。部队一直往西走,我才发现不对劲,演习怎么跑到平汉铁路来了,往西没有退路了,这才知道不是演习。我们从6月25日中午开始走,到了9月底,才到达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历时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可以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时期。开始一个星期还没啥,比较正常。后来的三个月,没有一天晚上安定的住下来休息。有时做着饭,就打起来了,只能起来跑。吃饭也是这样,饭还没熟,打起来了,就一人乘一碗,一边吃,一边走,吃完的碗就往路边一放。因为敌人又有飞机,又有汽车,撵着我们,后面追,前面堵。我们在陕南,看到哪个山高就爬哪个山,下了山,过了个小沟,又上另一个山,天天是这样。原本在河南,直线行军的话,半个月就到延安了,我们却一直走了三个多月,走到宝鸡西面,快到天水了,就是因为一直有敌人围追堵截。我们在行军过程中没有洗过脚,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背包都没有了。困难的时候,把我们围在山上,坡陡,没有办法架电台,我们就清理出一小点平地,放上电台,和延安直接联系,和毛主席直接联系。本来一个旅,不应该受毛主席、受中央军委指挥的,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了。同中原军区失掉了联系,军区机关是分散来边区的,只有我们359旅是成建制走回来的,所以359 旅必须直接和中央联系,因此在电台做报务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联系不上,一摸瞎,那就真的完了。最后剩两三千人你能走的出来?我们完全靠中央指示怎么走。那时掉队的多得很,上山过个小河又上山,两天鞋底就磨烂了。没有鞋子,就弄个草鞋,掉队的都是脚磨破了,那时又是夏天,脚烂了,很多人就跟不上了。但是说句老实话,作为报务员,首长还是相当照顾的。大家都知道电台重要,没有电台就真的联系不上了。我还记得过荆紫关的情境。过之前,首长司令员还有牲口,过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都丢了。那天敌人四个师包围了我们。早上我们起来,两个主力团在前面走,心想他们在前面走出一条路我们跟着。两个主力团走过的时候,敌人也知道,放过去了,后面就剩一个团,一上山就打起来了。我们就在山上开山辟路,密集的炮弹、子弹,旁边的人一个一个没有了。那时只能靠运气,子弹不长眼,碰着谁就是谁了。所以从山上下来,所有的牲口都丢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主力团在前面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他们才把牲口调剂一下。这一段可以说比较刻骨铭心。

到了边区的时候,我们可谓是狼狈不堪。几个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洗过澡,衣服破破烂烂。我们报务员,不打仗,只是跟着走,但停下来时坐着就开始打瞌睡;还有虱子从衣服脖领那一直往外爬,一摸一个。到了边区我们住下来,把衣服、衬衣、外衣、被子都换了新的。一路行军,部队也吃不到什么油水,到了边区有慰问,能吃到猪肉、羊肉。虽然被教育要少吃一点,吃得细一点,不然肚子受不了,但还是吃得像生孩子坐月子一样,不敢躺着。那段时间我们就在边区休息,吃得比较好,部队也没有任何负担。进了边区,有警备旅掩护。之后我们就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杨家岭八路军大礼堂接见了我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在台上讲话,我离的很近,看得清清楚楚。

在延安休整了半个多月以后,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了。这一段经历确确实实过得比较苦,但是回想起来,又感觉到很有意义。报务班条件那么艰苦,十几个学生走在路上,背包一扔,膝盖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电键用,铅笔短得手实在拿不住了,就用小棍棍一绑,绑上以后,继续练习。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十几个解放战争报务员通讯骨干。当时都是选的多少有些文化或是年轻的学生学习报务,经过了艰苦的培训锻炼,这批人也确确实实起到了作用。

记者:您和学校的渊源这么久,能说说学校早期有哪些优秀的领导或校友,以及他们的优秀事迹吗?

秉承西电精神

蒋炳煌:我刚才讲了,我的人生经历分两段,前面一段是在部队,比较难忘的一个是报讯班学习,一个是中原突围。中原突围是最艰苦的,最危险的。开始没有想到回延安,就想到河南、陕西、四川交界区开辟根据地,但是一个旅在那里站不住脚。后来就到了延安。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1月8日进了张家口的学校,算是第二期。那时的条件也比较苦,办学条件比较差,但对我们来说,跟战争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西电和别的学校不一样,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继承了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毛主席的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点,影响深刻。关键就体现在你做什么工作,不管过去是教员也好,干部也好,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有责任感。其实这和我当时在部队中原突围差不多。那时我就是把该发出去的电报千方百计的发出去,把要收的都收回来,不能有错别字,精力非常集中。报务错了就要了命,要了命不光是自己的命,整个部队的命都毁在你手里面。所以到学校来了以后,这份责任感也没有变。从王诤的报讯队,到毛主席题词,都在警示我们,这样的精神应该传承下来。

1966年以前,我们学校一直属于部队,因此比较封闭,学校和外面不接触,是非常保密的,招的学生都是贫苦家庭的孩子或是干部子弟。我们72年开始招生,本着责任心,为学生收拾房子。修理床铺和桌椅凳子都是教员干部自己动手。那时并没有谁强制要求,大家都是自己觉得要招生了,如果不弄好,学生来了怎么办?本着这样的想法,自己动手,没去请人,更没到外面去雇人。当时没有人监督,大家都是坚信自己要有责任感,给学生提供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我们学校的身份过去是部队,比较封闭,不怎么开放。但77年正式考试招生后,我们出了好几个院士,二系就有两个,都是78级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论设备,我们肯定不如交大、西工大这些学校。对外开放也比不上他们,因为我们那时是对外封闭的,他们一直是地方学校。论经费也比不上他们。那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能这么出色?这就是靠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支撑。大家都有这个责任感。教员上课、搞科研,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备课也非常认真。干部也是,兢兢业业,对学生就像是自己亲生的,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精神是无形的,但也是确确实实表现出来的。我们领导黎东汉,他是少将,要是在部队上,少将又有炊事员,又有警卫员,又有公务员,但是在这里他也有炊事员,却在食堂里面自己提着饭盒跟我们排队、打饭。这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们这些干部教师的教育都很深刻。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后来回想起来,我们就是有着这种责任感。我们是同自己作比较,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做好,领导在不在,督促不督促,人前人后都应该一个样。我们那时都感觉如果不做好,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心里就过意不去。教员搞科研,努力让项目的效益好一点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是为了国家需要。大家想的不一样,动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学校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在科研上取得了突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就是提醒你做什么一定要有责任感,一定要做好,不做好不行,对不起国家。想的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条件好了,物质生活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气氛也不一样了,但应该把这种精神延续下来。要紧紧的抓住这一指导思想,因为它对我们后面办学来说,动力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是无形的,你看不到,但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记者:想必您一定见证了西电的变革和发展,你能不能说说在西电的建设和发展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蒋炳煌:就说转折点吧。学校开始是在张家口,张家口的自然环境差一些,冬天零下30多度。我们是部队学校,去演习的时候,冻得不行,手里铅笔都拿不住,装备也差。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学校变化一下,能够换个地方。到了54年,中央军委批准搬迁,考虑北京和西安,并最终定在了西安,这是一个转折。

我们56年开始在西安修建学校,58年搬家。来的时候,是部队的行政命令,联系了火车,几趟火车就拉来了。我在58年的8月来西安,算是第三批了。那时候走到洛阳,下大雨,车还停了几天。到了西安以后,房子明显不一样了。设备仍然也比较差,但是和张家口比,算是上了一个台阶。当然,这之中,起伏比较大,学校最终慢慢走向正轨。当年大跃进、大字报、反教条,都对学校有一些影响。之前我们是学习苏联,教条比较多。到58年这么一反以后,我们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办学。指导思想不一样了,不是完全向苏联学习“一边倒”了,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时间不长,没有几年,又开始转变了。到66年文化大革命,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伤筋动骨,整个国家都一样,当时部队学校更厉害。

我自己从张家口搬到西安,虽然条件改善了,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好多事情都还是自己在做。当时参加劳动,操场都是我们自己平整的。还有游泳池,都是自己挖的。学生也参加,但是很少,为了不耽误上课,主要是干部教员在做。现在这个丈八宾馆东边原来是鱼塘,我们挖鱼塘,自己养鱼,改善生活。另外在北郊草滩有农场,我们干部教员到农场去劳动,种粮食,那时候困难嘛。这些都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学校才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记者:现在提及西电精神,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您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用这样一种红色传统去激励当今的大学生?

蒋炳煌:靠党委、领导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进行教育,让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我们学校的发展。我们学校的发展跟我们国家一样,有起伏,但是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为什么困难情况下我们能取得成绩,还能获得发展,就是因为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言传身教——既要讲、宣传——现在科学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网络、电视,或是平时的教育;另外自己也要做,领导要做表率。首先老师教员的思想上要能够接受这一点,理解这一点,自觉地于无形当中,在和学生接触中,教学中要求自己这样去做。其次要教育年轻学生和年轻职工。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确实非常重要,领导干部要自己领会这样去做的重要性。讲,就是各种形式的宣传;做,就是真正去做。讲和做相结合,让大家真正明白了,学校今后的发展才能更健康。我们当时有一个学生,原来二系的,叫蔡锡锦。他是部队来的战士,文化基础差一点,因为其他学生都是高中毕业考来的。那时班上还有互助组互相帮助。他是部队来的有津贴,经济条件比别的学生都好。但是为了自己的学习,五年没有回过家,放假就自觉留在学校学习。最终他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成绩也比较好。我觉得最关键是学校的氛围,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学习好了为国家,不仅是自己的谋生手段。本着这样的想法,学习才能有动力。那时我在系里做处长,还动员他回家。他说:“我不回家,我比别人文化低一点,假期要在这里学习。”要是能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学生当中,那发展的潜力就太大了。所以必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延续办学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基本上也还这样,但比过去差多了,当然客观环境也不一样。可正因为不一样,如果我们再不注意,那优良传统就真的丢光了。

记者:总结一下您的一生,您怎么评价?

蒋炳煌:我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但受责任驱受,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环境,我所担负的各项工作,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了任务,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从未因工作失职或犯错误挨过批评。我敢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得起党,作为一个干部对得起国家,作为儿子对得起父母,扪心自问,对得起自己,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蒋炳煌简历:

蒋炳煌,男,1929年1月出生,湖南湘阴人,1945年5月参加革命,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之初,先后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三五九旅工作;1951年6月在新疆独立骑兵工作;1953年5月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工作;1954年11月后在本校工作,1981年1月任副校长,1989年12月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先后任离退休党委委员,55号楼支部书记、支部宣传委员等职务。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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