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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往事】王德满:难忘的岁月
时间:2015-01-24 11:02:33来源:西电往事工作组点击:

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

王德满简历:

王德满,男,离休干部,汉族,1930年7月生,湖南衡阳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1995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在导弹与控制工程系和电子机械系任教授。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力学教师,荣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王德满教授因病于2014年1月9日在西安逝世。

2011年5月校庆前夕,凤凰卫视为拍摄专题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采访了王德满老师,以下内容根据访谈整理 今予以刊登,以示纪念。


难忘的岁月

记者:王老师,什么原因让您来到张家口?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从张家口到西安

王德满:我是从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工作团分配来的,到张家口是在1949年的9月12日。

我们原来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北京,那时叫北平。林彪解放平津以后,在北京吸收了好多知识青年,起初叫做民营工作队,后来叫南下工作团,一共三个分团,一分团、三分团在北京,二分团在天津,那时候我在一分团。南下工作团嘛,八一左右就要南下到武汉去。可是武汉住不下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就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停下来,在那儿集训学习,进行毕业分别前的思想教育,9月初宣布我们要去中央。我们想着可能是政协开会成立了联合政府,大概政府需要人。9月6日离开鸡公山上车才被告知我们不是到北京,是去张家口。我们坐火车北上,走了一个礼拜,9月12日到了张家口。当时对于到张家口这个地方究竟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听说是中央军委的事情。我们都很高兴,因为这是参军过程中非常光荣的事情。

我们到这里先是政治学习。那时候学校叫军委工程学校,从名字也知道大概与工程有关系,正式开学是49年的11月初,举行了开学典礼,军委的一些首长也来了。我们从9月份就正式学习了,一直学到50年的三四月份,差不多半年的样子。政治学习最后一个环节叫做写思想总结,就是通过实际经历写出你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交代历史。

那时候的编制都是大队、中队、小队,一个小队十二三个人,十二三个人每个人自己写,写完以后在小队里面报告,报告以后大家讨论找疑点。经过小组通过,中队又要选一些典型在中队给大家介绍,最后就算是思想总结结束了,也就是政治学习结束了。然后又进入文化学习的试教试学阶段,也就是5月、6月两个月,之后就分班了。有一些文化程度稍微高一些,就编了工程班,分工程甲班和工程乙班;另外还有一个机报班,就相当于机务员,等同于大专的水平。暑假以后,我们开始了正式的文化学习和正规的训练。

当时从工程班里头挑了26个人,这就是我们的一部。那时候军委工校分三部——一部属于通信兵部,主要搞工程;二部负责搞情报,做技术侦查;三部搞机要。那时候一部的主任孙俊人同志,后来是电子部的副部长。他是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交大电机系学习,毕业后到延安去的,后来回来做我们一部的主任,直到我们成立学院以后,他是副校长。他认为研究电子的人同时要懂机械,所以他就从工程班挑了26个人,都比较年轻,成立了电子机械专业。我就是其中之一,从50年开始学到52年冬天毕业。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张家口的具体情况吗?

王德满:52年我们正式成立了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黎东汉是一位少将,孙俊人是副院长。那时候成立了三个系——一系是指挥系,就是从部队里的通信股长,管通信方面的一些领导,在部队里的军衔一般是大尉,也有少校;二系就是通信系,那时候叫做无线系;三系当时叫做有线系。后来不久,从大连工学院分来一批同志,包括教师和学生,就成立了雷达系,那时候叫四系。

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每个系只有一二百个学生,可能雷达系还不到一百人。当时的教师数量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印象比较深的是朱曾赏,是从美国还是英国回来的,做有线教师的主任,还有通信兵部科学技术部的总工程师陈太一教授。还有比较重要的,像毕德显教授,那是最早的一批院士。当时国内有三个无线电方面的一级教授,毕德显是其中之一。另外一批就是当时我们自己成立的研究班,主要是像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有地方大学理工科三年级以上的,还有正儿八经毕业分配来的。像电子机械专业领头的叶尚辉教授,就是50年的冬天从清华机械系毕业分配来的;后来一系的樊昌信教授,一直是通信方面的领头人,也是52年冬天从北大分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我们学校学科的领导人,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在59、60年大发展的时候,又从地方很多学校调来一批教师。像密码学的领头人肖国镇教授,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分来的,还有后来的王育民,是我们学校55级的,我还上过他的课。

我们班的同学毕业以后,大概有十个人留下做老师。有一些人教力学,那时候力学还比较简单,主要两门课,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还有人留校教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电子机械,所以我们就是偏机械系统,偏力学系统的。还有少数人教机械制图。当时按苏联的叫法,我们都叫机工教授会,后来都改成教研室了。另外一些同志就分到全国各地了,比如说和我们联系比较密切的有四个同志就在那时候的五院,就是钱学森组建的研究导弹的地方。还有一些去了当时的重点国防工厂,比如说南京的720厂,当时叫长江机械厂。

记者:到西安之前我们整个学校有多少个系,多少人,我们的师资力量是什么样的?

王德满:那时候对西安这个校区建设的规划是2500人,但是从那里过来的时候还不到2500人。当时那一批教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总体来说教师质量和数量同一般的正规大学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都被派到外面一些大学去进修。到了西安,从59年开始大搞科研以后,教师水平就明显地上升了。从张家口往西安搬之前,我们大体的课型已经有了一个构架,就是无线、有线、雷达。从严格意义来说,解放前只有电机系,后来才分成电讯搞弱电,电力搞强电。电机系分出来的就叫做无线电系了,无线电系再分成通信、雷达。那时候在国内来说我们的学科是比较齐全的,在电子学方面的这些主要学科我们都有了。

57年我们知道学校要搬迁了。开始说是搬北京,而且地方都选好了,在通信兵部院子隔壁。我们学校还派了人到那儿去搞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后来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开发大西北,就决定搬到西安。那时候把上海交大搬到西安来周总理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都知道很不容易,很困难。上海交大最后分两半,一半人来了西安,好像当时来西安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到西安交大,他们比我们早到一年。原来西安交大现在的校址是分给我们的,因为西安交大早来一年,占了那个地方。我们57年知道搬迁,实际上学校准备工作比我们早,因为要到这里盖房子。我们想象的很简单,中间一个大操场,周围一圈房子,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的教师和学生搬迁提前一两个月就行了。部队里头要走很简单的,因为那时候都是穿军衣,我们走军列。我刚好那个暑假请假到青岛去结婚,所以从青岛过来,没同大家一起走。我把一口皮箱,一个木头箱子请同事一起拎过来的。我印象最多的就是提前一个月,大家自己到街上去买点木头箱子,有的人有一口皮箱。因为原来在部队里头,就是部队发的被子、大衣、棉衣,到了明年棉衣交了就发单衣。之所以买一个木头箱子就是装书,我当时就买了一口大的木头箱子装书,然后自己几件简单的衣裳装一个皮箱,就请人家带过来了。搬家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当然学校要搬实验室器材、图书馆的图书,还要搞桌椅板凳,他们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在西安的逐步发展

记者:你刚才说我们从张家口搬到西安来了,到了西安之后你跟同事是什么感觉?

王德满:开始的印象不太好,因为西安的变化主要在最近十年,我们到西安已经50多年了,前面三四十年变化不大。那时候除了钟楼、东大街稍微还有点像样的房子以外,即使像现在的南大街那么好的街,那时候都破烂得很。现在的西大街仿古一条街是很好的,那时候都是破破烂烂的,还不如我们现在城墙边上那些小铺子好看。那时候风沙大,不过由于人少,机动车也少,空气状况比现在要好一些,所以晴天的时候可以看到秦岭。后来烧煤的烟,汽车尾气,现在你要想再看到秦岭就很困难了。如今从我们学校里要进城去,太方便了,不知道有多少公共汽车可以去。那时候我们在这里,要走路,经过田野走到边家村。学校周围全是田野,不是水地,是旱地。没有庄稼的时候我们就从田地穿过去,要种上庄稼我们就从中间的田埂上走过去。后来旁边有一个西安广播电台,架了比较高的天线,逐渐在那边盖了一点房子,这样算是有邻居了。在边家村只有一个8路车到西门为止,可能是五分钱还是三分钱,从西门进去以后,可能还有个公共汽车,那时这个地方是没有公交车的。最近这几年变化太大了,现在我们处在高楼大厦包围之中。

记者:您刚开始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学校给您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王德满:现在有正规的教学楼,正规的宿舍,而且有暖气,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讲老实话,当时对这些物质条件方面的东西不是非常在意。因为我们学科主要是偏理论性,对实验要求比较少。那些对实验要求高的学科可能对物资要求看得高一些,我们在这方面的要求不是很多。注意的只是上课的情况,专业建设的情况,像我们这门课究竟学术有多少,占的地位怎么样。另外就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宿舍,一个安静的办公室。那时我们住在东北角的宿舍楼,现在那两栋楼已经拆了盖成阶梯教学楼了。我们打水要到交通银行附近。交通银行在院墙外头,院墙里头是锅炉房。也就是从东北角走到西南角提着开水瓶去打开水,但是大家都不在意这个,那就走远点打呗。

现在学校里的马路都已经是水泥硬化的了,当时很多马路还没有硬化,都是泥巴路,但是大家都不太在意。到西安以后,学生人数第二年翻一番,到了五千,第三年又在翻一番,到了一万。那要调好多人进来当老师,尤其是那个时候拔青苗,就是56级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一个是我们自己的56级,56级按照这个基数来说就是56年入学。当时我在管理力学教研室的时候好多就是这么拔出来的,所以慢慢地教师就多了,又带家属去了,我们住的地方也经过了许多变迁。我来的时候是58年,搬来的时候是单身,基本上教师都是单身,像我们分了一间房子,只有七八平米,有的是两个人一间房12平米,有暖气,也感觉挺好。后来我的爱人从青岛调过来,调过来以后还有一个小孩,就分给一间房子,12平米。大家对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感觉到不方便。我们住的地方现在叫筒子间或是筒子楼,就是走进去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可能住四户人家,五户人家,六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感觉也挺好。那时候邻居很熟悉很友好,有个什么事情也能互相照应。倒是现在条件越来越好,越感觉到不满足了。

记者: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我们整个学校来讲,到了西安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德满: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学生翻一番,实际上就是各个院系学科多了。那个时候有线系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有线单独作为一个系已经不能够成为一个学科了,但是现在这个有线通信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时候三系叫做导弹控制系。导弹控制系里头四个专业,一专业就是弹道式导弹的控制。在大气层以外不借助于空气动力,是完全靠惯性、靠自己的火箭来控制的。二专业就是在大气层以内的,按现在来说就是中层和近层导弹,按当时的学科名字叫做飞航式导弹,就是像飞机航空这样,借助于空气动力,因为在大气层以内是有空气的。三专业是遥测遥感,就是先用测量仪器把远方的信号测量到,然后感知再指挥。四专业就是计算机。最早的计算机专业是在我们里生长出来的。计算机专业的来源是原来雷达系的一部分。雷达系除掉雷达以后,有一个侦查干扰,还有一个防空自动化,防空自动化主要就是小型计算机。这部分的老师现在你们可能也听到过,蔡希尧教授就从这里把三系计算机专业带起来了。

导弹控制系那时候是绝密的,它的保密级别在我们学校是最高的。那时候我就从公共科教研室分到三系,因为这个专业对力学要求很高。这些东西都是钱学森他们搞的,所以我们原来搞力学就分到这儿去了,进这个楼梯、上这个楼梯都要有单独的证件才能通行。三系在我们现在的东大楼,东大楼就是为三系盖的,在西边的西大楼是五系,就是现在的微电子学院,那时候五系刚开始成立。这个系的学术水平要求最高,但是保密不如三系,所以管它叫“秀才系”。五系成立了六个专业,第一专业是信息论,当时信息论组织的那个老师在会上说,信息论所使用的数学多到可怕的程度,这句话令我印象最深,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听到他使用数学多到可怕的情况,后来密码学就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第二个专业是电波传播,类似北大物理系理论物理课程里的电动力学,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电动力学为核心的学科,讲电波传播的理论问题,不是讲技术问题。五系的三专业是量子电子学,四专业是半导体,五专业是元器件,六专业是电真空。后来把四、五、六三个专业都合在一起就是元器件。五系后来就演变成现在的微电子(技术物理)学院,激光专业,红外专业都是从三专业里边出来的,后来做激光专业以及微电子学院(技术物理学院)的院长安毓英就是59级的学生。

就我自己比较熟悉一点的专业来说,就是做大型天线结构。大型天线结构是从雷达开始的,因为雷达需要抛物面反射,就是平行光束到这个抛物面以后聚焦到焦点,多么远的东西来可以聚焦到焦点,可以放大若干倍,要发射的话就在焦点发射一个点源,然后通过抛物面平行地出去,不会散开,能够保持它的强度,就可以射得非常远。所以这个抛物面天线是作为雷达特有的东西出现。

记者:我们到西安后,计算机系还没有发展,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王德满:计算机就是用来算题,当时就是算这个大天线。讲老实话,我不是计算机系的,我又不是学电的,但是我是我们学校使用计算机来算术的第一批人。为什么我们用得最早呢?就是因为在力学里面,像这种结构要求精密度非常高,几百平方米的面积,要求它在自己重量、风力、冰雪、温度变化这些外界的作用下,变形的均方根值为零点几毫米,甚至零点零几毫米,它后面的结构必须非常可靠。就是在这样的作用下你要算它变形究竟是多少,达不达到要求,以及如何改进。所以作为国内使用计算机算题来说,最早是从力学里引进的,当然气象要求也很高,所以我们来做这个大型天线结构就要用它算题。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每秒钟三万次,速度非常慢,现在都是每秒几千亿次。那个机器的名字现在我还记得,叫做DJS121,D就是电子,J就是计算。当时算题不像现在键盘一敲,尤其现在的PC机计算机太方便了,那时候要输入程序,输入数据。

在边家村,有一个科学院的光机所,这个科学院的光机所成果很多,航天、火箭方面的成就都有。那里有一台计算机,我们就到他们那去算,一个礼拜排两个小时,排四个小时就很了不起了,可是这么慢的速度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外地去,到陕西的蒲城天文台。蒲城天文台是我们国家的授时中心,现在CCTV北京时间7点整是从那里出来的,那是授时中心。那里也有一台DJS121。那个时候我给73级、74级、75级工农兵学员上课,他们把我们带去到那儿去算。白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晚上把时间留给我们。到他那儿去算一夜两夜,通宵的算。所以后来我写了两句诗:“机房度长夜,差途迎朝阳。”就是机房里头算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算完了拿起行李坐火车回来,刚好太阳就照到火车里,这两句诗我现在还记得。一直到算紫金山天文台那个项目的时候,是1976年的9月9号,我在西北大学得出来正确的结果。那一天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我们在1979年建立了一个力学研究所。我们已经算了一些天线结构以后,有了一些工作基础,像算大天线结构的第一个通用程序就是我写的。以前我就做过一些研究工作,有一些成果,当时学报叫我写我也不愿意写。后来一些单位向我要程序,那个程序很长,我写出来再说明十分麻烦,就写出来登在我们学报上,慢慢地有一定的影响了。所以电子工业部在我们几所学校里头,建立了第一批专业研究室。我还记得我们学校的专业研究室有两个,一个是雷达方面的,还有通信方面的。我们这个叫做机械结构力学研究室,是一个专业的,就是说这些人不上课了,专门去研究机械结构力学,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于机械系统,要讲质量,讲力量。

向科研进军

记者:我们从学校搬到西安开始,从单一的教育就开始往科研方向发展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为什么我们开始重视科研了呢?

王德满:我们原来在部队里,尤其是张家口的时候,培养的目标就是维护使用,教大家到部队去,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只要达到电台会维护,会修理会使用的水平就可以了。后来要研究设计,就提高了一个层次。我们学校支援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我们分了一个雷达学院到重庆。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分工的:雷达学院管维护使用,西军电管研究设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建了桂林电子学院。我们到西安以后,周围这么多有名的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工大,西北大学……所以学校不搞科研是不行的。再加上上面一些研究任务需要,比如说通信,远程雷达,还有微电子方面的一些器件,半导体之类的东西。过去我们在张家口是一个部队学校,当你纳入到正规大学的行列,你就必须要做科研,不然是活不下去的,你无法同人家交流。所以刚好搬到西安,从59年开始,我们就重视科研了。那时候我们就在主楼五层,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教师,还有哈军工的一些教师,组成了五楼这个科研集体,科研部的部长专门管这个。

然后又建立了三系、五系,对科研也就更重视了。就像我搞的这个力学,从七几年到84年大概将近十年时间,主要搞大型天线结构。但是后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大型天线结构本身可做的工作不是非常多了,所以当时国际上冒出来电磁固体力学这样一个学科,就是电磁场同力学场互相融合互相交会在一起。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呢?比如说核聚变,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氢弹是不可控制的核聚变。我们现在要搞核聚变发电,这里就有许多电磁场的问题和力学问题胶合在一起。当时我和一个清华力学专业的研究生一起开始转入到这个领域,研究核聚变是我们搞的第一个课题,当时在国内来说应该还是有点影响的,但是我们没怎么去宣扬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国内第一台核聚变的实验装置,在四川乐山,好像是叫575所,那个核聚变的装置是从苏联引进来的。这个装置没有详细的理论计算资料,这么大的压力,这么高的电流压上去以后,这个结构会不会破坏,安全不安全。有结果说是安全的,但是磁场强度是多少,没有计算。这个单位请我们国内一个重点大学的力学研究室去算,大家花了一两年时间,花了四五万块钱,算出来的结果明显不合理。按照那个算出来的结果,这个机构早就破坏了,但是苏联在我们这儿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

后来我带着我1987级的研究生到他那儿去,我们也没要钱,把它作为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我们算出来磁场强度,中心点,周围点的磁场强度,以及它的结构安全度是完全合理的。这个结果是在国外的一本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因为有实际的东西,所以国外愿意接收,这种文章后来在SCI引用了。SCI现在是评价高校论文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引文索引,你的文章被别人引用次数有多少。当时我记得这篇文章在SCI发表后,学校给奖励,学校奖,系里奖,当时发的将近我现在一两年的工资。

后来就不搞核聚变了,因为按我们当时的想法,真正要实现从理论上来说很遥远,当然现在来看,核聚变的实现仍然很遥远。我们曾经还搞过磁悬浮列车。当时我带着一个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就让他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他的毕业论文现在还可以查到。因为那时候德国已经研究出来了,英国也研究出来了,英国的磁悬浮就摆在伯明翰的博物馆里,我还去看过。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中国搞这个磁悬浮列车不可能,时间还差得太远,首先超导技术赶不上,后来真想不到我们能研究出来——上海磁悬浮。我们很高兴,能领先这么快。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又转到了电磁炮。电磁炮是前不久在美国海军里应用发射出来的,多重的炮弹估计可以打多远。我们那个研究生现在就留在机电学院当老师,当时他就跟我一起做电磁炮研究,我们都挺兴奋。电磁炮的好处就是不用化学能,不用火药爆炸,直接用电磁能来驱动要打出去的东西,所以叫做电磁炮。它的功率很大,而且不容易被敌方侦察到,没有烟雾,声音也比较小。

当时我们做这个东西,只能搞理论,没法做。可是这些你不做是不行的,空口说白话,发表文章国外的刊物是不接受的。我们同九院——绵阳的工程物理研究院,也就是原来钱三强他们主持搞原子能的研究院合作,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国内合肥的中国科学院,有一等离子物理研究所,专门就搞这种东西。我们还专门到他那儿去过,看到他们的成果。他们也曾经做出来过,不过实际同他理论计算差距比较大,比如说他的理论计算,当然炮弹比我们做得要重一点,每秒钟8米,综合速度已经很低了,但是实际上打出来只每秒2.7米,结果差得太远了。我们同九院做完,最后向自然科学基金交差的时候,实际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照片上都有。我们那个炮打是一公斤重,没有合肥的那个重,算出来出口的速度是每秒104米,实际测量是每秒钟100米,也就是计算理论结果和实际的结果非常一致,当时在国内外都是属于领先层次的,所以像这种文章都在REE接收。

记者:那我们78年恢复重新招生的时候,您觉得这个学校和66年之前有什么区别的?

王德满:学科方面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继承了66年的一些学科,像一二三四五系。后来成立过一些新的系,像专门成立过电磁场系,实际上这个电磁场是完全搞理论的,没有工程实用它也不好独立,所以这个系又取消,分到各个其他别的专业去了。后来提出要向理工文管全面发展,原来我们是单纯的工科,加上一个五系,就有理科了。我记得是70年代开始不久,就建立了管理系,专门搞管理,这就有理工管了。文科当时有政治系,后来就逐渐地建立了人文学院,还有外语系。理学院有数学系,有物理系。现在又有网络学院,软件学院,我已经退下来了,就不太清楚了。

我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上过本科的课了。78年我们学校里招第一届研究生,就是文化革命以后第一届招研究生,当时只有我们四系机械系,还有雷达系招研究生,我们机械系招了6人,雷达系招了8人,第一届研究生一共14个人,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给研究生上课了。研究生的课我们原来在本科的时候都没有学过的,讲老实话,学科越来越发展,我们也有好多课都没有学过。那就得自己学,当老师的必须有这个本事,不会的自己学,学完了以后再去教,所以教学相长,当老师苦就是苦在这儿,必须要不断地学。好在老师的本事就是能够自己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教研究生,带研究生,也就没有上过本科的课了。

记者:我们从78年恢复高考之后,一直到88年到十年间您一直在搞科研,到88年之后,这个学校就从原来的西军电变成电子科技大学了,这样一个飞跃,让您看到了什么变化?

王德满:88年以后的变化,那就是学科更加细分。像微电子学,刚开始的时候还就是半导体,真空,电真空这些,现在分了好多方面。再比如雷达系也是一样,也是越分越细了,像侦查干扰都是后来慢慢发展起来的,原来开始也曾经有过。现在的计算机系,是原来导弹控制系的三系,这个三系的名称最早就是有线系,之后有线不用了,就变成导弹控制系。后来就变成纯粹的计算机系。计算机系就有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这些专业了。这个系后来又分出软件学院,网络学院,专业就是这样逐渐越分越细。另外作为学生来说,学生的分配也都同国内的形势一样的,过去就是国家统一分,后来就逐渐地采取双向选择。所以每一年到了春季的时候,学校都要热闹一阵子,双向选择。这样的话也就出来有一个就业的问题了,不过我们学校的就业率,根据我的了解,在西安市还是最高的,因为到底是这个专业吃香。

后来这个双向选择又从刚开始那几年有点不一样了。最开始都是在3月份,刚刚是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所有有关的研究所、工厂、单位都来,现在有好多单位提前了。不等春季开学,秋天就来了,像华为、中兴、航天航空、大唐电讯等等,我所见到的这些秋季就来了。今天学校出了几张布告,这个单位招聘,谁愿意就递简历,然后就公布一批面试的名单。这个就是学院的变化。这样做以后,我感觉到本科也好,研究也好,到最后快要毕业之前,好多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了。我对这个事情感触比较深,就是扩大以后,我感觉到不管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的都比较浮躁。首先人数,比如说带研究生,我是在学校第一年招研究生就开始带了,一年一个,在身边的三个,有时候今年研究生考的人多了,我收两个,那身边就四个,那就了不起了。现在招研究生,一来就十几个,博士生带硕士生,我就感觉到你有多少时间,所以我对这个感觉很怀疑。另外就是说这个老师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你一共有多少年时间,一年能够发表多少论文。我对这个东西表示怀疑。我总感觉那时候我搞科研,讲老实话就是不计成败,只有一个想法,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出来,要做出一个结果,而且要合理,仅此而已。可是现在做题目首先想我要发表文章,要发表几篇,我将来职称同这个挂钩,我能不能够毕业,我就感觉近几年来弄得到比较浮躁,当然这个是不好的消极面,积极面呢,我说得少了。当然积极面我们还是成果很大的,像探月工程等等当然还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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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满简历:

王德满,男,离休干部,汉族,1930年7月生,湖南衡阳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1995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在导弹与控制工程系和电子机械系任教授。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力学教师,荣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王德满教授因病于2014年1月9日在西安逝世。

2011年5月校庆前夕,凤凰卫视为拍摄专题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采访了王德满老师,以下内容根据访谈整理 今予以刊登,以示纪念。


难忘的岁月

记者:王老师,什么原因让您来到张家口?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从张家口到西安

王德满:我是从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工作团分配来的,到张家口是在1949年的9月12日。

我们原来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北京,那时叫北平。林彪解放平津以后,在北京吸收了好多知识青年,起初叫做民营工作队,后来叫南下工作团,一共三个分团,一分团、三分团在北京,二分团在天津,那时候我在一分团。南下工作团嘛,八一左右就要南下到武汉去。可是武汉住不下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就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停下来,在那儿集训学习,进行毕业分别前的思想教育,9月初宣布我们要去中央。我们想着可能是政协开会成立了联合政府,大概政府需要人。9月6日离开鸡公山上车才被告知我们不是到北京,是去张家口。我们坐火车北上,走了一个礼拜,9月12日到了张家口。当时对于到张家口这个地方究竟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听说是中央军委的事情。我们都很高兴,因为这是参军过程中非常光荣的事情。

我们到这里先是政治学习。那时候学校叫军委工程学校,从名字也知道大概与工程有关系,正式开学是49年的11月初,举行了开学典礼,军委的一些首长也来了。我们从9月份就正式学习了,一直学到50年的三四月份,差不多半年的样子。政治学习最后一个环节叫做写思想总结,就是通过实际经历写出你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交代历史。

那时候的编制都是大队、中队、小队,一个小队十二三个人,十二三个人每个人自己写,写完以后在小队里面报告,报告以后大家讨论找疑点。经过小组通过,中队又要选一些典型在中队给大家介绍,最后就算是思想总结结束了,也就是政治学习结束了。然后又进入文化学习的试教试学阶段,也就是5月、6月两个月,之后就分班了。有一些文化程度稍微高一些,就编了工程班,分工程甲班和工程乙班;另外还有一个机报班,就相当于机务员,等同于大专的水平。暑假以后,我们开始了正式的文化学习和正规的训练。

当时从工程班里头挑了26个人,这就是我们的一部。那时候军委工校分三部——一部属于通信兵部,主要搞工程;二部负责搞情报,做技术侦查;三部搞机要。那时候一部的主任孙俊人同志,后来是电子部的副部长。他是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交大电机系学习,毕业后到延安去的,后来回来做我们一部的主任,直到我们成立学院以后,他是副校长。他认为研究电子的人同时要懂机械,所以他就从工程班挑了26个人,都比较年轻,成立了电子机械专业。我就是其中之一,从50年开始学到52年冬天毕业。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张家口的具体情况吗?

王德满:52年我们正式成立了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黎东汉是一位少将,孙俊人是副院长。那时候成立了三个系——一系是指挥系,就是从部队里的通信股长,管通信方面的一些领导,在部队里的军衔一般是大尉,也有少校;二系就是通信系,那时候叫做无线系;三系当时叫做有线系。后来不久,从大连工学院分来一批同志,包括教师和学生,就成立了雷达系,那时候叫四系。

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每个系只有一二百个学生,可能雷达系还不到一百人。当时的教师数量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印象比较深的是朱曾赏,是从美国还是英国回来的,做有线教师的主任,还有通信兵部科学技术部的总工程师陈太一教授。还有比较重要的,像毕德显教授,那是最早的一批院士。当时国内有三个无线电方面的一级教授,毕德显是其中之一。另外一批就是当时我们自己成立的研究班,主要是像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有地方大学理工科三年级以上的,还有正儿八经毕业分配来的。像电子机械专业领头的叶尚辉教授,就是50年的冬天从清华机械系毕业分配来的;后来一系的樊昌信教授,一直是通信方面的领头人,也是52年冬天从北大分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我们学校学科的领导人,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在59、60年大发展的时候,又从地方很多学校调来一批教师。像密码学的领头人肖国镇教授,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分来的,还有后来的王育民,是我们学校55级的,我还上过他的课。

我们班的同学毕业以后,大概有十个人留下做老师。有一些人教力学,那时候力学还比较简单,主要两门课,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还有人留校教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电子机械,所以我们就是偏机械系统,偏力学系统的。还有少数人教机械制图。当时按苏联的叫法,我们都叫机工教授会,后来都改成教研室了。另外一些同志就分到全国各地了,比如说和我们联系比较密切的有四个同志就在那时候的五院,就是钱学森组建的研究导弹的地方。还有一些去了当时的重点国防工厂,比如说南京的720厂,当时叫长江机械厂。

记者:到西安之前我们整个学校有多少个系,多少人,我们的师资力量是什么样的?

王德满:那时候对西安这个校区建设的规划是2500人,但是从那里过来的时候还不到2500人。当时那一批教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总体来说教师质量和数量同一般的正规大学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都被派到外面一些大学去进修。到了西安,从59年开始大搞科研以后,教师水平就明显地上升了。从张家口往西安搬之前,我们大体的课型已经有了一个构架,就是无线、有线、雷达。从严格意义来说,解放前只有电机系,后来才分成电讯搞弱电,电力搞强电。电机系分出来的就叫做无线电系了,无线电系再分成通信、雷达。那时候在国内来说我们的学科是比较齐全的,在电子学方面的这些主要学科我们都有了。

57年我们知道学校要搬迁了。开始说是搬北京,而且地方都选好了,在通信兵部院子隔壁。我们学校还派了人到那儿去搞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后来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开发大西北,就决定搬到西安。那时候把上海交大搬到西安来周总理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都知道很不容易,很困难。上海交大最后分两半,一半人来了西安,好像当时来西安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到西安交大,他们比我们早到一年。原来西安交大现在的校址是分给我们的,因为西安交大早来一年,占了那个地方。我们57年知道搬迁,实际上学校准备工作比我们早,因为要到这里盖房子。我们想象的很简单,中间一个大操场,周围一圈房子,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的教师和学生搬迁提前一两个月就行了。部队里头要走很简单的,因为那时候都是穿军衣,我们走军列。我刚好那个暑假请假到青岛去结婚,所以从青岛过来,没同大家一起走。我把一口皮箱,一个木头箱子请同事一起拎过来的。我印象最多的就是提前一个月,大家自己到街上去买点木头箱子,有的人有一口皮箱。因为原来在部队里头,就是部队发的被子、大衣、棉衣,到了明年棉衣交了就发单衣。之所以买一个木头箱子就是装书,我当时就买了一口大的木头箱子装书,然后自己几件简单的衣裳装一个皮箱,就请人家带过来了。搬家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当然学校要搬实验室器材、图书馆的图书,还要搞桌椅板凳,他们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在西安的逐步发展

记者:你刚才说我们从张家口搬到西安来了,到了西安之后你跟同事是什么感觉?

王德满:开始的印象不太好,因为西安的变化主要在最近十年,我们到西安已经50多年了,前面三四十年变化不大。那时候除了钟楼、东大街稍微还有点像样的房子以外,即使像现在的南大街那么好的街,那时候都破烂得很。现在的西大街仿古一条街是很好的,那时候都是破破烂烂的,还不如我们现在城墙边上那些小铺子好看。那时候风沙大,不过由于人少,机动车也少,空气状况比现在要好一些,所以晴天的时候可以看到秦岭。后来烧煤的烟,汽车尾气,现在你要想再看到秦岭就很困难了。如今从我们学校里要进城去,太方便了,不知道有多少公共汽车可以去。那时候我们在这里,要走路,经过田野走到边家村。学校周围全是田野,不是水地,是旱地。没有庄稼的时候我们就从田地穿过去,要种上庄稼我们就从中间的田埂上走过去。后来旁边有一个西安广播电台,架了比较高的天线,逐渐在那边盖了一点房子,这样算是有邻居了。在边家村只有一个8路车到西门为止,可能是五分钱还是三分钱,从西门进去以后,可能还有个公共汽车,那时这个地方是没有公交车的。最近这几年变化太大了,现在我们处在高楼大厦包围之中。

记者:您刚开始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学校给您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王德满:现在有正规的教学楼,正规的宿舍,而且有暖气,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讲老实话,当时对这些物质条件方面的东西不是非常在意。因为我们学科主要是偏理论性,对实验要求比较少。那些对实验要求高的学科可能对物资要求看得高一些,我们在这方面的要求不是很多。注意的只是上课的情况,专业建设的情况,像我们这门课究竟学术有多少,占的地位怎么样。另外就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宿舍,一个安静的办公室。那时我们住在东北角的宿舍楼,现在那两栋楼已经拆了盖成阶梯教学楼了。我们打水要到交通银行附近。交通银行在院墙外头,院墙里头是锅炉房。也就是从东北角走到西南角提着开水瓶去打开水,但是大家都不在意这个,那就走远点打呗。

现在学校里的马路都已经是水泥硬化的了,当时很多马路还没有硬化,都是泥巴路,但是大家都不太在意。到西安以后,学生人数第二年翻一番,到了五千,第三年又在翻一番,到了一万。那要调好多人进来当老师,尤其是那个时候拔青苗,就是56级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一个是我们自己的56级,56级按照这个基数来说就是56年入学。当时我在管理力学教研室的时候好多就是这么拔出来的,所以慢慢地教师就多了,又带家属去了,我们住的地方也经过了许多变迁。我来的时候是58年,搬来的时候是单身,基本上教师都是单身,像我们分了一间房子,只有七八平米,有的是两个人一间房12平米,有暖气,也感觉挺好。后来我的爱人从青岛调过来,调过来以后还有一个小孩,就分给一间房子,12平米。大家对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感觉到不方便。我们住的地方现在叫筒子间或是筒子楼,就是走进去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可能住四户人家,五户人家,六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感觉也挺好。那时候邻居很熟悉很友好,有个什么事情也能互相照应。倒是现在条件越来越好,越感觉到不满足了。

记者: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我们整个学校来讲,到了西安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德满: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学生翻一番,实际上就是各个院系学科多了。那个时候有线系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有线单独作为一个系已经不能够成为一个学科了,但是现在这个有线通信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时候三系叫做导弹控制系。导弹控制系里头四个专业,一专业就是弹道式导弹的控制。在大气层以外不借助于空气动力,是完全靠惯性、靠自己的火箭来控制的。二专业就是在大气层以内的,按现在来说就是中层和近层导弹,按当时的学科名字叫做飞航式导弹,就是像飞机航空这样,借助于空气动力,因为在大气层以内是有空气的。三专业是遥测遥感,就是先用测量仪器把远方的信号测量到,然后感知再指挥。四专业就是计算机。最早的计算机专业是在我们里生长出来的。计算机专业的来源是原来雷达系的一部分。雷达系除掉雷达以后,有一个侦查干扰,还有一个防空自动化,防空自动化主要就是小型计算机。这部分的老师现在你们可能也听到过,蔡希尧教授就从这里把三系计算机专业带起来了。

导弹控制系那时候是绝密的,它的保密级别在我们学校是最高的。那时候我就从公共科教研室分到三系,因为这个专业对力学要求很高。这些东西都是钱学森他们搞的,所以我们原来搞力学就分到这儿去了,进这个楼梯、上这个楼梯都要有单独的证件才能通行。三系在我们现在的东大楼,东大楼就是为三系盖的,在西边的西大楼是五系,就是现在的微电子学院,那时候五系刚开始成立。这个系的学术水平要求最高,但是保密不如三系,所以管它叫“秀才系”。五系成立了六个专业,第一专业是信息论,当时信息论组织的那个老师在会上说,信息论所使用的数学多到可怕的程度,这句话令我印象最深,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听到他使用数学多到可怕的情况,后来密码学就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第二个专业是电波传播,类似北大物理系理论物理课程里的电动力学,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电动力学为核心的学科,讲电波传播的理论问题,不是讲技术问题。五系的三专业是量子电子学,四专业是半导体,五专业是元器件,六专业是电真空。后来把四、五、六三个专业都合在一起就是元器件。五系后来就演变成现在的微电子(技术物理)学院,激光专业,红外专业都是从三专业里边出来的,后来做激光专业以及微电子学院(技术物理学院)的院长安毓英就是59级的学生。

就我自己比较熟悉一点的专业来说,就是做大型天线结构。大型天线结构是从雷达开始的,因为雷达需要抛物面反射,就是平行光束到这个抛物面以后聚焦到焦点,多么远的东西来可以聚焦到焦点,可以放大若干倍,要发射的话就在焦点发射一个点源,然后通过抛物面平行地出去,不会散开,能够保持它的强度,就可以射得非常远。所以这个抛物面天线是作为雷达特有的东西出现。

记者:我们到西安后,计算机系还没有发展,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王德满:计算机就是用来算题,当时就是算这个大天线。讲老实话,我不是计算机系的,我又不是学电的,但是我是我们学校使用计算机来算术的第一批人。为什么我们用得最早呢?就是因为在力学里面,像这种结构要求精密度非常高,几百平方米的面积,要求它在自己重量、风力、冰雪、温度变化这些外界的作用下,变形的均方根值为零点几毫米,甚至零点零几毫米,它后面的结构必须非常可靠。就是在这样的作用下你要算它变形究竟是多少,达不达到要求,以及如何改进。所以作为国内使用计算机算题来说,最早是从力学里引进的,当然气象要求也很高,所以我们来做这个大型天线结构就要用它算题。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每秒钟三万次,速度非常慢,现在都是每秒几千亿次。那个机器的名字现在我还记得,叫做DJS121,D就是电子,J就是计算。当时算题不像现在键盘一敲,尤其现在的PC机计算机太方便了,那时候要输入程序,输入数据。

在边家村,有一个科学院的光机所,这个科学院的光机所成果很多,航天、火箭方面的成就都有。那里有一台计算机,我们就到他们那去算,一个礼拜排两个小时,排四个小时就很了不起了,可是这么慢的速度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外地去,到陕西的蒲城天文台。蒲城天文台是我们国家的授时中心,现在CCTV北京时间7点整是从那里出来的,那是授时中心。那里也有一台DJS121。那个时候我给73级、74级、75级工农兵学员上课,他们把我们带去到那儿去算。白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晚上把时间留给我们。到他那儿去算一夜两夜,通宵的算。所以后来我写了两句诗:“机房度长夜,差途迎朝阳。”就是机房里头算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算完了拿起行李坐火车回来,刚好太阳就照到火车里,这两句诗我现在还记得。一直到算紫金山天文台那个项目的时候,是1976年的9月9号,我在西北大学得出来正确的结果。那一天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我们在1979年建立了一个力学研究所。我们已经算了一些天线结构以后,有了一些工作基础,像算大天线结构的第一个通用程序就是我写的。以前我就做过一些研究工作,有一些成果,当时学报叫我写我也不愿意写。后来一些单位向我要程序,那个程序很长,我写出来再说明十分麻烦,就写出来登在我们学报上,慢慢地有一定的影响了。所以电子工业部在我们几所学校里头,建立了第一批专业研究室。我还记得我们学校的专业研究室有两个,一个是雷达方面的,还有通信方面的。我们这个叫做机械结构力学研究室,是一个专业的,就是说这些人不上课了,专门去研究机械结构力学,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于机械系统,要讲质量,讲力量。

向科研进军

记者:我们从学校搬到西安开始,从单一的教育就开始往科研方向发展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为什么我们开始重视科研了呢?

王德满:我们原来在部队里,尤其是张家口的时候,培养的目标就是维护使用,教大家到部队去,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只要达到电台会维护,会修理会使用的水平就可以了。后来要研究设计,就提高了一个层次。我们学校支援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我们分了一个雷达学院到重庆。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分工的:雷达学院管维护使用,西军电管研究设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建了桂林电子学院。我们到西安以后,周围这么多有名的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工大,西北大学……所以学校不搞科研是不行的。再加上上面一些研究任务需要,比如说通信,远程雷达,还有微电子方面的一些器件,半导体之类的东西。过去我们在张家口是一个部队学校,当你纳入到正规大学的行列,你就必须要做科研,不然是活不下去的,你无法同人家交流。所以刚好搬到西安,从59年开始,我们就重视科研了。那时候我们就在主楼五层,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教师,还有哈军工的一些教师,组成了五楼这个科研集体,科研部的部长专门管这个。

然后又建立了三系、五系,对科研也就更重视了。就像我搞的这个力学,从七几年到84年大概将近十年时间,主要搞大型天线结构。但是后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大型天线结构本身可做的工作不是非常多了,所以当时国际上冒出来电磁固体力学这样一个学科,就是电磁场同力学场互相融合互相交会在一起。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呢?比如说核聚变,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氢弹是不可控制的核聚变。我们现在要搞核聚变发电,这里就有许多电磁场的问题和力学问题胶合在一起。当时我和一个清华力学专业的研究生一起开始转入到这个领域,研究核聚变是我们搞的第一个课题,当时在国内来说应该还是有点影响的,但是我们没怎么去宣扬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国内第一台核聚变的实验装置,在四川乐山,好像是叫575所,那个核聚变的装置是从苏联引进来的。这个装置没有详细的理论计算资料,这么大的压力,这么高的电流压上去以后,这个结构会不会破坏,安全不安全。有结果说是安全的,但是磁场强度是多少,没有计算。这个单位请我们国内一个重点大学的力学研究室去算,大家花了一两年时间,花了四五万块钱,算出来的结果明显不合理。按照那个算出来的结果,这个机构早就破坏了,但是苏联在我们这儿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

后来我带着我1987级的研究生到他那儿去,我们也没要钱,把它作为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我们算出来磁场强度,中心点,周围点的磁场强度,以及它的结构安全度是完全合理的。这个结果是在国外的一本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因为有实际的东西,所以国外愿意接收,这种文章后来在SCI引用了。SCI现在是评价高校论文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引文索引,你的文章被别人引用次数有多少。当时我记得这篇文章在SCI发表后,学校给奖励,学校奖,系里奖,当时发的将近我现在一两年的工资。

后来就不搞核聚变了,因为按我们当时的想法,真正要实现从理论上来说很遥远,当然现在来看,核聚变的实现仍然很遥远。我们曾经还搞过磁悬浮列车。当时我带着一个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就让他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他的毕业论文现在还可以查到。因为那时候德国已经研究出来了,英国也研究出来了,英国的磁悬浮就摆在伯明翰的博物馆里,我还去看过。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中国搞这个磁悬浮列车不可能,时间还差得太远,首先超导技术赶不上,后来真想不到我们能研究出来——上海磁悬浮。我们很高兴,能领先这么快。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又转到了电磁炮。电磁炮是前不久在美国海军里应用发射出来的,多重的炮弹估计可以打多远。我们那个研究生现在就留在机电学院当老师,当时他就跟我一起做电磁炮研究,我们都挺兴奋。电磁炮的好处就是不用化学能,不用火药爆炸,直接用电磁能来驱动要打出去的东西,所以叫做电磁炮。它的功率很大,而且不容易被敌方侦察到,没有烟雾,声音也比较小。

当时我们做这个东西,只能搞理论,没法做。可是这些你不做是不行的,空口说白话,发表文章国外的刊物是不接受的。我们同九院——绵阳的工程物理研究院,也就是原来钱三强他们主持搞原子能的研究院合作,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国内合肥的中国科学院,有一等离子物理研究所,专门就搞这种东西。我们还专门到他那儿去过,看到他们的成果。他们也曾经做出来过,不过实际同他理论计算差距比较大,比如说他的理论计算,当然炮弹比我们做得要重一点,每秒钟8米,综合速度已经很低了,但是实际上打出来只每秒2.7米,结果差得太远了。我们同九院做完,最后向自然科学基金交差的时候,实际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照片上都有。我们那个炮打是一公斤重,没有合肥的那个重,算出来出口的速度是每秒104米,实际测量是每秒钟100米,也就是计算理论结果和实际的结果非常一致,当时在国内外都是属于领先层次的,所以像这种文章都在REE接收。

记者:那我们78年恢复重新招生的时候,您觉得这个学校和66年之前有什么区别的?

王德满:学科方面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继承了66年的一些学科,像一二三四五系。后来成立过一些新的系,像专门成立过电磁场系,实际上这个电磁场是完全搞理论的,没有工程实用它也不好独立,所以这个系又取消,分到各个其他别的专业去了。后来提出要向理工文管全面发展,原来我们是单纯的工科,加上一个五系,就有理科了。我记得是70年代开始不久,就建立了管理系,专门搞管理,这就有理工管了。文科当时有政治系,后来就逐渐地建立了人文学院,还有外语系。理学院有数学系,有物理系。现在又有网络学院,软件学院,我已经退下来了,就不太清楚了。

我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上过本科的课了。78年我们学校里招第一届研究生,就是文化革命以后第一届招研究生,当时只有我们四系机械系,还有雷达系招研究生,我们机械系招了6人,雷达系招了8人,第一届研究生一共14个人,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给研究生上课了。研究生的课我们原来在本科的时候都没有学过的,讲老实话,学科越来越发展,我们也有好多课都没有学过。那就得自己学,当老师的必须有这个本事,不会的自己学,学完了以后再去教,所以教学相长,当老师苦就是苦在这儿,必须要不断地学。好在老师的本事就是能够自己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教研究生,带研究生,也就没有上过本科的课了。

记者:我们从78年恢复高考之后,一直到88年到十年间您一直在搞科研,到88年之后,这个学校就从原来的西军电变成电子科技大学了,这样一个飞跃,让您看到了什么变化?

王德满:88年以后的变化,那就是学科更加细分。像微电子学,刚开始的时候还就是半导体,真空,电真空这些,现在分了好多方面。再比如雷达系也是一样,也是越分越细了,像侦查干扰都是后来慢慢发展起来的,原来开始也曾经有过。现在的计算机系,是原来导弹控制系的三系,这个三系的名称最早就是有线系,之后有线不用了,就变成导弹控制系。后来就变成纯粹的计算机系。计算机系就有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这些专业了。这个系后来又分出软件学院,网络学院,专业就是这样逐渐越分越细。另外作为学生来说,学生的分配也都同国内的形势一样的,过去就是国家统一分,后来就逐渐地采取双向选择。所以每一年到了春季的时候,学校都要热闹一阵子,双向选择。这样的话也就出来有一个就业的问题了,不过我们学校的就业率,根据我的了解,在西安市还是最高的,因为到底是这个专业吃香。

后来这个双向选择又从刚开始那几年有点不一样了。最开始都是在3月份,刚刚是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所有有关的研究所、工厂、单位都来,现在有好多单位提前了。不等春季开学,秋天就来了,像华为、中兴、航天航空、大唐电讯等等,我所见到的这些秋季就来了。今天学校出了几张布告,这个单位招聘,谁愿意就递简历,然后就公布一批面试的名单。这个就是学院的变化。这样做以后,我感觉到本科也好,研究也好,到最后快要毕业之前,好多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了。我对这个事情感触比较深,就是扩大以后,我感觉到不管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的都比较浮躁。首先人数,比如说带研究生,我是在学校第一年招研究生就开始带了,一年一个,在身边的三个,有时候今年研究生考的人多了,我收两个,那身边就四个,那就了不起了。现在招研究生,一来就十几个,博士生带硕士生,我就感觉到你有多少时间,所以我对这个感觉很怀疑。另外就是说这个老师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你一共有多少年时间,一年能够发表多少论文。我对这个东西表示怀疑。我总感觉那时候我搞科研,讲老实话就是不计成败,只有一个想法,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出来,要做出一个结果,而且要合理,仅此而已。可是现在做题目首先想我要发表文章,要发表几篇,我将来职称同这个挂钩,我能不能够毕业,我就感觉近几年来弄得到比较浮躁,当然这个是不好的消极面,积极面呢,我说得少了。当然积极面我们还是成果很大的,像探月工程等等当然还是很多的。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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