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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往事】马澄波:西电学员生活点滴
时间:2015-07-21 09:11:49来源:西电往事工作组点击:

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西电学员生活点滴

■马澄波

马澄波简介:

马澄波,男,原名马步芳,共产党员,教授。1937年11月生于浙江黄岩,1955年中学毕业保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我校前身)学习,毕业后留校,任电工原理、电磁场理论、天线与电波传播、几何绕射理论、矩量法等多门课程主讲,参加多项科研题目,“弹上天线CAD”获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合著《几何绕射理论工程应甪》获电子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同频干扰对消器获絲路博览会金奖,其他如智能天线获省部级奖多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教研组长、电磁场工程系副主任、天线与电磁散射研究所所长,1999年退休。

我们55班进校已整整60年了。60年,大半个人生,当年18岁的小伙子已成了年近80的老人。这60年,我们的国家、学校和自己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多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参军后学员生活。本文以学员时期为主,以一些亲身感受回忆当年,并表达对教导过我们的教员和首长的怀念之情。希望对后人有些启迪。

2011年80周年校庆谢希仁、陆文保(均是文职将军)应邀來校,五五班部分同学和谢教员在曲江合影

一、参军

1955年6月浙江省黄岩中学即将毕业的同学们集合在一起,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有线系副主任赵荣仁同志动员报告。赵主任首先说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军事通信的地位,同时介绍了学院的情况,说明学院学制五年,是全军通信方面的最高学府,鼓励大家报名。赵主任最后说:“在这里向女同学表示歉意,我们今年不招女生”(55班是“和尚”班)。女生们很沮丧,男生们踊跃报名。

7月5日学校宣布杨绍全、郑炳冬、杜天扬、周兆礼、黄纪福和我6人被保送进通信工程学院。7月8日我们黄中6人,海中陆文保、高然冬等3人,路中杨云生等3人,在贺泳教员的带领下,从黄岩出发赴张家口。

我高中毕业前,只坐过一次短途汽车,从来没见过火车,连续5天汽车,火车,一路晕车,到张家口躺在床上感到房子还在转,第二天好多了,穿上军装就精神了。

入校参军

二、张家口及校址

张家口是北京西北部边关要塞,曾是察哈尓省的省会。大清河两支流穿城而过,外长城出口处大镜门上书有“大好河山”四个大字,当年我们到过两个景点:水母宫和赐儿山。水母宫有清彻的泉水,赐儿山云泉寺中有三个奇特的洞,间距只有二三十米,北边水洞洞中水终年不结冰;南边冰洞,其冰夏天都不融化;中间风洞,据说风大得曾把人吸进去,为安全该洞口封闭,我们也未曾见过风洞口。

我们学院位于东山坡,绝大部分是平房,其中有一个塔,塔顶有一支指向东北方向的箭,据说是中华民国驻军表达收复东北的决心。校区坡度大,张家口的夏天晚上非常凉快,没有蚊子,睡觉都要盖被子。学院侧门外是胜利公园,没有多少花草树木,有一大广场,是我们训练的主要场所。

三、新生队

(1)新生队的成立

1955年7月15日,新参军的无线、有线、雷达三个工程系的新学员一百多人集合在胜利公园的操场上,学院干部部长赵任远同志宣布新生队成立,任命赵荣仁为新生队队长,井连庚为协理员,周瑞峰为副协理员,副队长名字记不得,后来他当了学院的警卫营长。下分五个区队,我在三区队七班,区队长谢亲诚,班长谢烈元。王熙钲、廖萃济和文道兴等任其他区队队长。

(2)紧张的军事训练

新生队每天日程安排的满满的,除讲政治和有关条令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军事训练:队列操、跑步、紧急集合、急行军等。队列操是训练的重要环节。我们的军事队列教练为马志秋,马教员要求严格,正步分解动作时,卷裤腿,检查膝盖是否打弯,踢腿时定格几分钟,他耐心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在大太阳下做这些动作出一身大汗,大家感到枯燥乏力。有一天,赵队长领来一队老学员给我们做示范,他们做分列式,走正步时,踢腿高度一致,每一行手臂呈一条直线,脚踏地时“喀、喀”一个声音。本来方队转弯很容易乱,但他们在转弯时,正看,侧看都是一条直线。这一队伍的示范表演令我们十分佩服,也激发了我们克服困难一定要走好队列的决心。

紧急集合、急行军首先是打背包,训练跑步。打好背包,背上背包和步骑枪跑步,一圈一圈跑,跑着跑着,有些背包散了,只好抱着被子和大家一起跑,出尽洋相。紧急集合往往是后半夜黎明前。有一次,我们队伍急行军到农村小镇,在小学教室里席地而睡,夜里站岗放哨,有些伪装坏人的干部来摸哨夺枪,正当大家疲劳入睡后,紧急集合哨声响起,不准开灯,打好背包背上枪,快速集合急行军。无月夜,黎明前,漆黑一片,看不见前方,看不见脚下,紧跟前面的同志快速行走,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突然脚下冰凉,才知道过了一条水量不大的小沙河。黎明时队伍到达东山坡胜利公园,集合在一起一看,队伍基本整齐,但也有没带军帽的,没背枪的,讲评时赵队长表扬了在摸哨夺枪时和“坏人”(队干部伪装)英勇搏斗保住枪支的学员,对丢三拉四的班集进行批评。

(3)雷厉风行的赵荣仁队长

赵荣仁队长是讲话干脆,办事果断的干部,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队伍训练进行了多天,大家感到疲乏枯燥之时,他让参加1953年国庆节天安门阅兵的老学员方队做示范表演(当时我们并不知情,只知道是老学员),鼓励大家坚持练好队列。

军人职责是每个军人必须背熟牢记的。一次新生队全体会议上,赵队长问“军人职责”能背出来的举手,刘增基第一个举手,,刘增基站起来非常流利、一字不错地背完“军人职责”。赵队长当即宣布给予通令嘉奖。

一次黎明前的紧急集合,急行军后天亮时返回东山坡操场。“八班出列”,赵队长一声令下,八班长带着八班站到全队之前。赵队长指着八班长说:“你看你们班二个人没带枪,你这个班长什么也不带,我队长还带个手电……”,一阵严厉的批评。

在新生队我们都佩服赵队长的雷厉果断的作风,对他存有敬畏之心。

(4)圆满的结束

新生队期间学习了军人职责和有关条令,懂得了为什么当兵。50天的军事训练:队列操,紧急集合,急行军,站岗放哨的训练。我们像“兵”了。检阅时我们的方队分列式得到学院首长的表扬。

新生队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官兵关系很融洽。奖罚分明的赵荣仁队长,谆谆教导和蔼可亲的井连庚协理员,周瑞峰副协理员都给我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区队长谢亲诚关心大家,从不训人。七班长谢烈元整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每次训练结束,他都要总结指出优缺点,不足之处及应注意的事项,检查枪支是否到位,所以每次紧急集合等军事行动我们七班从未出过纰漏。这些和我们好班长谢烈元的帮教分不开。

近50天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从起床到熄灯一切都是统一行动,不能晚睡和早起。一天结束累得躺下就睡,连想家的时间都没有,只有星期天洗衣服时想念千里之外老父母。

新生队结束后开了一次联欢晚会,有唱歌、诗歌朗诵、舞蹈、二胡演奏。还记得肖景全和马文杰跳采茶扑蝶;李天成和龚关本的二胡独奏,特别有意思的是连浙江人都听不懂的浙江老乡的诗歌朗诵。晚会上响起马志秋教员的悲壮的歌声:“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它,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雅拉玛开遍鲜花……”。马志秋的歌声把晚会带到高潮。

这次欢快的晚会宣告新生队生活的结束。

四、学员生活

我们新生分配到三个工程系:无线电系、有线电系和雷达系,我分到无线电系。

前后担任过系主任的有刘逢晨、吕白,副主任王俊义,政委张浩,副政委段洪勋。先后担任过班主任的王熙钲,吴增祥,指导员张歌林、王中先。

(1)全面学习苏联时期

我们在一二年级学院全面向苏联红旗通信学院学习,学院有首席顾问和训练顾问,各系都有技术顾问。外语从中学的英语改学俄语,军事课教材很多从苏军拷贝过来的。上午上六节课,下午晚上有自习。考试方式是口试。总体看,军事课只占小部分,绝大多数时间上数理基础和专业基础课,因为苏联很重视基础教育,我校是军事院校,寒暑假比地方大学短,基础课时相当多。

(2)836.4高地和按方位角运动

在张家口学习过的老学员大概记得836.4高地,战斗小组,排连展开,军事地形学,团进攻,团防御现场讲解都环绕836.4高地进行的。课堂上讲了团进攻后,教员把我们拉到836.4高地,学员当团长向师参谋长(教员充当)报告全团兵力配置方案。我们这些从未打过仗的学员,只能按条令、想定(基本上是照苏联翻译过来),结合地形,说了一番,由参谋长核定,这些照背的东西很快就忘掉,只是军事地形学中按方位角运动的活动至今难以忘怀。

1956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全班人坐三辆卡车到达出发地点,每一目标的方位和距离事先参看军用地图计算好,我和吴中仁、陆文保,三人一组,第一目标路比较直,可以按步数计算距离,吴中仁数步数,每一百步,我口袋中放一块小石块,这目标距离较短,没放20块石子就到了。第二个目标是836.4高地,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不用计数,跑步上山,在836.4高地瞄准第三目标点自新窑厂的烟囱,下山后前进方向有条河,怕跳不过去,就绕道过桥而行,再修正方向。这段路较长,弯路不少,有时走进死胡同,绕出来后原来算准的方向已不起作用,我们朝大烟囱方向走,终于走到大烟囱下。按地图自新窑厂后有一段较宽公路,环绕烟囱周围找了一圈怎么也找不到这条公路。

“错了”,陆文保高声叫道,我们到达的不是自新窑厂,我们对准的是第四窑厂烟囱,到达目标错了,事先计算过的下一个目标的方位、距离都已无效。因我们研究过地图,下面有个目标应在公路和铁路交叉点附近,我们身处交叉点东北方向,决定向西南方向前进;穿过高粱地,遇到公路向西,遇到铁路向南,好在天上有半弦月高粱地里景物尚能看清。我们在高梁地中“乱走”一阵后遇到了公路,一直向西走,渐渐看到远处有高高的一条线,估计是铁路,跑过去一看果然是铁路。高兴得从交叉点沿公路再向西跑,终于找到我们的汽车。我们组虽漏了点,但最先到达。人们陆续回来,畅谈各组差错和洋相。一位同学过河时掉到水中,落汤鸡一个,车内笑声一片,回到学院已是半夜。

(3)师恩难忘

数学、物理、电工原理等是主要课程,都有主讲教员和辅导教员,主讲也兼一个组辅导和批改作业,外文也是主课,分组上课,一组二十多人一名教员讲课。

教员一进教室,值班组长向教员报告。教员喊:“同志们好”。“教员好”,同学们齐声回答。教员喊:“坐下”,然后开始上课。当年教员备课和讲课非常认真,很多教员讲课情形至今难忘。何国伟教员讲数学思路清晰,语言简洁,他不看讲稿,复杂的公式从不写错,准时下课从不拖堂。金有巽教员教物理,常用形象的比喻,给学员留下难忘的印象,当人们问是否可用无线电灯时,他回答:“可以,这就好比喝牛奶,把一大桶牛奶泼向空中,朝天张开口喝上一口。”五十多年这一比喻深深印在我的心头,几年前吴中仁还健在时,谈起这令人难以忘记的生动比喻。吴耀曦教员讲电工原理场的部分,他把抽象的人们难以理解的电磁场讲得非常生动,使很多同学爱上这门课。谢希仁教员逻辑严密,难点分析透彻,这些主讲教员亲自讲作业课,作业课是讲课内容的应用举例,并对有关疑难处在课堂上解答,作业课分组进行,主讲教员负责一个组,辅导教员负责另外几组,自习时主讲和辅导到教室答疑,批改作业。

教员们除讲课辅导外,还指导推荐课外阅读文献和书籍。吴耀曦、罗恩泽教员都主动推荐书籍,俄文教员袁坚打印课外阅读材料,利用课外时间亲自指导阅读,提高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金有巽教员为了不影响同学的学习,答疑时都站在教室外。初春的张家口风很大,他已是四十多岁了,穿着皮大衣挡住风口遮住同学,并回答问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金有巽老师享年98岁去世。

当年的教员有许多再未见面,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教导。

(4)口试

“报告教员同志,学员XXX,学号XXXX,前来参加考试,请指示。”“抽卡片,”主考教员回答。口试就这样开场,学员从三十多张卡片中抽取一张。卡片中有三道考题:第一道是大概念题,如摩擦力或重积分等数理大题,第二题是小概念题或求证题,第三题是应用计算题。学员准备40分钟,开始回答。回答以讲解为主,也可以在黑板上写,如回答摩擦力时,说明摩擦力的定义,摩擦力的大小和哪些因素有关,滑动摩擦力和滚动摩擦力的不同点。教员(一般主讲教员为主考,辅导教员是陪考)随时可以提问,每个学员有一本成绩册,主考当场打分,成绩分为优、良、中和不及格四等。学院对各门功课全优的学员,发给国家学术奖金。

口试的好处:教员能比较准确的掌握学员对课程的掌握情况,对未说清楚的问题通过提问马上能判断是否真懂了还是不懂。这种口试的方式是无法作弊的,但是口试时学员压力很大,特别是苏联顾问、院系领导到场的时候,似有三堂会审之势。后来由于学员人数增加,加上反教条主义,1958年口试制度取消了。

(5)迁校西安

1958年8月我们的军列经过两三天到达西安。我们学员是坐闷罐车,到西安是清晨。王中先指导员到车站接我们,学员们背上背包,冒着雨,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军歌,沿解放路、东、西大街出西门一路走到学院。到新校址,最大的感触是教学大楼像个迷宫,进楼后弯道太多,按黎东汉副院长说这是当时全国建筑面积最大的楼。

初到时,建院劳动是学员们的主要任务,我承担大操场挑土,操场东边马路高、西边低。指挥者要求按东西马路取齐。我们把土从西边挑到东边。挑了一个星期后,指挥者改变决定,操场要整体取平。土又从东边搬到西边。这二十多天的挑土,从开始肩膀痛得直不起腰到后来肩也不痛了,能直起腰快步行走,要感谢瞎指挥者让我得到了锻炼。

(6)电子管厂

在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我院在小操场(现为步行广场)搞了个简易的土法炼钢炉,炼钢时牺牲了一位同志,大概加料时混入炮弾底火,在炉内爆炸,爆炸力量不大,不巧飞出铁片,刚好打进该同志的心脏。记得追悼会上一付挽联:钢花灿烂血染成,更鼓干劲悼福全。(死者叫赵福全)学院炼钢只是应付形势,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

当年有大量科研项目上马,气象雷达、电视发射台等。教学大楼人流不息。五楼是重点科研部门,夜晚灯火通明,常见到戴树荪教员开着履带式雷达车做实验。教员和学员大部份参加不同的科研项目。

学院也办了电子管厂,自己研制生产电子管。厂长龙文澄教员。我在阴极车间,车间主任是谢希仁教员。和我们一起的同学有杨云生、王立均、吴自珠等,吴昌壁教员负责抽真空。李相娥专门到四医大学习吹玻璃。负责电子管玻璃壳的吹制。谢教员功底深厚,找资料想办法,在他指导下反复选材料,选择喷涂方法,终于做出能有效辐射电子的阴极,全厂经过各车间的努力也制成电子管试验样品。

(7)彭老总的玩笑

1958年下半年某天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王赤军政委等人的陪同下到阴极车间参观。谢希仁教员领着我们向彭部长报告。我站在谢教员旁边,谢教员报告后,王政委指着我向彭老总介绍说“彭部长,他叫马步芳(我原名叫马步芳)。”彭老总握着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马步芳不像当年啊!”我知道彭老总长征途中,在解放大西北战役中同马步芳部队打过恶仗。之后马步芳逃离大陆。对于彭老总的玩笑,我只是红着脸,不敢作答。听完谢教员的介绍,彭部长看我操作的阴极喷涂,喷涂时本来由另一位同学配合我,一见到彭老总,那位同学一紧张躲到别处,我一人操作喷涂的全过程,还算顺利,彭总看完笑着离开车间。原来心目中彭老总是非常严厉的,这次见面觉得彭老总平易可亲。

谁能想到,当年解放战争时横刀立马、抗美援朝时临危受命、为国家为人民敢于直言的彭老总一年后厄运当头。彭钢(彭老总的侄女,原中纪委常委)去世前曾多次谈到彭老总庐山会议后的处境,及长期郁闷的心情和病逝前的情景,令人无限伤痛。

8)当年我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和干部

入伍时我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当时班里共青团员很多,共产党员只有少数几个,在班中共产党员成绩不一定拔尖,但他们学习刻苦、遵守纪律、乐于助人。如任振茂同志,他是有上尉军衔的1947年参军的调干生,而我们全是带红肩章的“光板司令”。他在班中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一点特殊化,尽管他数理基础不如应届高中生,但他刻苦努力,取得了优良成绩,生活上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员,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

那时经常有“左”的思潮冲击,但刘逢晨、吕白、王熙钲、张歌林、吴增祥、王中先等班干部对学员的学习十分关心,在经济困难时期在生活给予各方面照顾。系副主任王俊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早晨学员出操时,他都到操场去跑步,和学员们一起出操。1957年我因打球踝关节受伤,一个星期都不能下地,上下课常要肖景全背着。一天遇见王俊义主任,他问情况,我说x光透视正常,但一站着就剧痛,他让我到张家口街上一祖传正骨科医生诊治,为我雇了三轮车到该正骨科门诊。医生很年轻,他一摸我的脚踝说:“骨头错位,x光透视不一定能看出。”他用力一捏,一阵剧痛,“下地,走。”年青医生命令囗气的说。我踩在地上马上就能走路。王主任的关心,年轻医生的手法至今记在心头。

1958年深秋,我从门诊部看病出来,遇见王赤军政委和刘克东副院长,王政委问:“怎么啦?”“拉肚子”,我回答。刘副院长问:“你们班拉肚子的人多不多?”我说:“人数不少,我们怀疑是大楼里锅炉的水不开。”第二天我在大楼里看到院务部贾士珍部长带着院务部干部和工人检查锅炉烧水情况,贾部长当年已54岁了,是我校干部最年长的同志,他们的行为令我十分感动。

当年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给我的真切的感觉: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发自内心的要向他们学习,决心参加共产党。

五、深切的怀念

1955年入学时,全院学员只有几百人,学科门类少,60年过去,全校学生3万余人,规模有很大发展。专业门类增多,为军队和国家有关部门培养了大量有用人才,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和国家的飞速发展分不开的,也有历届领导、教师和干部不可磨灭的贡献。王赤军政委、欧阳文院长为学校的发展和更上一个新台阶做出重大贡献。孙俊人、韩克树、吕白等校领导顶着各种压力为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科研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在全国经济困难时期,院系领导为解决学员的浮肿问题千方百计搞到黄豆,补充营养。在供应奇缺的情况下,给老教员们发特需供应券。有些干部本人烟瘾很大,他把用自己有限的烟票买的烟送给烟瘾大的教员,这些说明当年学校各级领导很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关心广大师生。还有以毕德显为代表广大教员在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上作出的贡献。                                                    

当年的老首长老教员很大部分已经去世,他们为西电做出重大贡献,他们是西电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我们深切的怀念他们。

1988年,老革命家、原外经部部长,中国最老的知名天线专家李强来校,马澄波、毛乃宏、郭渭盛向李强汇报时的情景

2011年在西安世园会门口留念

与周良明老师等在嘉兴南湖一大开会的船上合影

附注:

吴中仁:原电子部元器件局副局级干部,2011年初病逝。

王俊义:我院高工班毕业,原无线电系副主任,通信部总站主任,武汉雷达学院少将院长。

贾士珍:抗战时曾任分区司令员,旅长,后任我院院务部长,副院长,正军级离休干部。2005年在西安去世,享年101岁。

彭钢:女将军,原我院三系594班学员,曾任总政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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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学员生活点滴

■马澄波

马澄波简介:

马澄波,男,原名马步芳,共产党员,教授。1937年11月生于浙江黄岩,1955年中学毕业保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我校前身)学习,毕业后留校,任电工原理、电磁场理论、天线与电波传播、几何绕射理论、矩量法等多门课程主讲,参加多项科研题目,“弹上天线CAD”获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合著《几何绕射理论工程应甪》获电子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同频干扰对消器获絲路博览会金奖,其他如智能天线获省部级奖多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教研组长、电磁场工程系副主任、天线与电磁散射研究所所长,1999年退休。

我们55班进校已整整60年了。60年,大半个人生,当年18岁的小伙子已成了年近80的老人。这60年,我们的国家、学校和自己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多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参军后学员生活。本文以学员时期为主,以一些亲身感受回忆当年,并表达对教导过我们的教员和首长的怀念之情。希望对后人有些启迪。

2011年80周年校庆谢希仁、陆文保(均是文职将军)应邀來校,五五班部分同学和谢教员在曲江合影

一、参军

1955年6月浙江省黄岩中学即将毕业的同学们集合在一起,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有线系副主任赵荣仁同志动员报告。赵主任首先说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军事通信的地位,同时介绍了学院的情况,说明学院学制五年,是全军通信方面的最高学府,鼓励大家报名。赵主任最后说:“在这里向女同学表示歉意,我们今年不招女生”(55班是“和尚”班)。女生们很沮丧,男生们踊跃报名。

7月5日学校宣布杨绍全、郑炳冬、杜天扬、周兆礼、黄纪福和我6人被保送进通信工程学院。7月8日我们黄中6人,海中陆文保、高然冬等3人,路中杨云生等3人,在贺泳教员的带领下,从黄岩出发赴张家口。

我高中毕业前,只坐过一次短途汽车,从来没见过火车,连续5天汽车,火车,一路晕车,到张家口躺在床上感到房子还在转,第二天好多了,穿上军装就精神了。

入校参军

二、张家口及校址

张家口是北京西北部边关要塞,曾是察哈尓省的省会。大清河两支流穿城而过,外长城出口处大镜门上书有“大好河山”四个大字,当年我们到过两个景点:水母宫和赐儿山。水母宫有清彻的泉水,赐儿山云泉寺中有三个奇特的洞,间距只有二三十米,北边水洞洞中水终年不结冰;南边冰洞,其冰夏天都不融化;中间风洞,据说风大得曾把人吸进去,为安全该洞口封闭,我们也未曾见过风洞口。

我们学院位于东山坡,绝大部分是平房,其中有一个塔,塔顶有一支指向东北方向的箭,据说是中华民国驻军表达收复东北的决心。校区坡度大,张家口的夏天晚上非常凉快,没有蚊子,睡觉都要盖被子。学院侧门外是胜利公园,没有多少花草树木,有一大广场,是我们训练的主要场所。

三、新生队

(1)新生队的成立

1955年7月15日,新参军的无线、有线、雷达三个工程系的新学员一百多人集合在胜利公园的操场上,学院干部部长赵任远同志宣布新生队成立,任命赵荣仁为新生队队长,井连庚为协理员,周瑞峰为副协理员,副队长名字记不得,后来他当了学院的警卫营长。下分五个区队,我在三区队七班,区队长谢亲诚,班长谢烈元。王熙钲、廖萃济和文道兴等任其他区队队长。

(2)紧张的军事训练

新生队每天日程安排的满满的,除讲政治和有关条令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军事训练:队列操、跑步、紧急集合、急行军等。队列操是训练的重要环节。我们的军事队列教练为马志秋,马教员要求严格,正步分解动作时,卷裤腿,检查膝盖是否打弯,踢腿时定格几分钟,他耐心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在大太阳下做这些动作出一身大汗,大家感到枯燥乏力。有一天,赵队长领来一队老学员给我们做示范,他们做分列式,走正步时,踢腿高度一致,每一行手臂呈一条直线,脚踏地时“喀、喀”一个声音。本来方队转弯很容易乱,但他们在转弯时,正看,侧看都是一条直线。这一队伍的示范表演令我们十分佩服,也激发了我们克服困难一定要走好队列的决心。

紧急集合、急行军首先是打背包,训练跑步。打好背包,背上背包和步骑枪跑步,一圈一圈跑,跑着跑着,有些背包散了,只好抱着被子和大家一起跑,出尽洋相。紧急集合往往是后半夜黎明前。有一次,我们队伍急行军到农村小镇,在小学教室里席地而睡,夜里站岗放哨,有些伪装坏人的干部来摸哨夺枪,正当大家疲劳入睡后,紧急集合哨声响起,不准开灯,打好背包背上枪,快速集合急行军。无月夜,黎明前,漆黑一片,看不见前方,看不见脚下,紧跟前面的同志快速行走,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突然脚下冰凉,才知道过了一条水量不大的小沙河。黎明时队伍到达东山坡胜利公园,集合在一起一看,队伍基本整齐,但也有没带军帽的,没背枪的,讲评时赵队长表扬了在摸哨夺枪时和“坏人”(队干部伪装)英勇搏斗保住枪支的学员,对丢三拉四的班集进行批评。

(3)雷厉风行的赵荣仁队长

赵荣仁队长是讲话干脆,办事果断的干部,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队伍训练进行了多天,大家感到疲乏枯燥之时,他让参加1953年国庆节天安门阅兵的老学员方队做示范表演(当时我们并不知情,只知道是老学员),鼓励大家坚持练好队列。

军人职责是每个军人必须背熟牢记的。一次新生队全体会议上,赵队长问“军人职责”能背出来的举手,刘增基第一个举手,,刘增基站起来非常流利、一字不错地背完“军人职责”。赵队长当即宣布给予通令嘉奖。

一次黎明前的紧急集合,急行军后天亮时返回东山坡操场。“八班出列”,赵队长一声令下,八班长带着八班站到全队之前。赵队长指着八班长说:“你看你们班二个人没带枪,你这个班长什么也不带,我队长还带个手电……”,一阵严厉的批评。

在新生队我们都佩服赵队长的雷厉果断的作风,对他存有敬畏之心。

(4)圆满的结束

新生队期间学习了军人职责和有关条令,懂得了为什么当兵。50天的军事训练:队列操,紧急集合,急行军,站岗放哨的训练。我们像“兵”了。检阅时我们的方队分列式得到学院首长的表扬。

新生队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官兵关系很融洽。奖罚分明的赵荣仁队长,谆谆教导和蔼可亲的井连庚协理员,周瑞峰副协理员都给我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区队长谢亲诚关心大家,从不训人。七班长谢烈元整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每次训练结束,他都要总结指出优缺点,不足之处及应注意的事项,检查枪支是否到位,所以每次紧急集合等军事行动我们七班从未出过纰漏。这些和我们好班长谢烈元的帮教分不开。

近50天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从起床到熄灯一切都是统一行动,不能晚睡和早起。一天结束累得躺下就睡,连想家的时间都没有,只有星期天洗衣服时想念千里之外老父母。

新生队结束后开了一次联欢晚会,有唱歌、诗歌朗诵、舞蹈、二胡演奏。还记得肖景全和马文杰跳采茶扑蝶;李天成和龚关本的二胡独奏,特别有意思的是连浙江人都听不懂的浙江老乡的诗歌朗诵。晚会上响起马志秋教员的悲壮的歌声:“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它,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雅拉玛开遍鲜花……”。马志秋的歌声把晚会带到高潮。

这次欢快的晚会宣告新生队生活的结束。

四、学员生活

我们新生分配到三个工程系:无线电系、有线电系和雷达系,我分到无线电系。

前后担任过系主任的有刘逢晨、吕白,副主任王俊义,政委张浩,副政委段洪勋。先后担任过班主任的王熙钲,吴增祥,指导员张歌林、王中先。

(1)全面学习苏联时期

我们在一二年级学院全面向苏联红旗通信学院学习,学院有首席顾问和训练顾问,各系都有技术顾问。外语从中学的英语改学俄语,军事课教材很多从苏军拷贝过来的。上午上六节课,下午晚上有自习。考试方式是口试。总体看,军事课只占小部分,绝大多数时间上数理基础和专业基础课,因为苏联很重视基础教育,我校是军事院校,寒暑假比地方大学短,基础课时相当多。

(2)836.4高地和按方位角运动

在张家口学习过的老学员大概记得836.4高地,战斗小组,排连展开,军事地形学,团进攻,团防御现场讲解都环绕836.4高地进行的。课堂上讲了团进攻后,教员把我们拉到836.4高地,学员当团长向师参谋长(教员充当)报告全团兵力配置方案。我们这些从未打过仗的学员,只能按条令、想定(基本上是照苏联翻译过来),结合地形,说了一番,由参谋长核定,这些照背的东西很快就忘掉,只是军事地形学中按方位角运动的活动至今难以忘怀。

1956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全班人坐三辆卡车到达出发地点,每一目标的方位和距离事先参看军用地图计算好,我和吴中仁、陆文保,三人一组,第一目标路比较直,可以按步数计算距离,吴中仁数步数,每一百步,我口袋中放一块小石块,这目标距离较短,没放20块石子就到了。第二个目标是836.4高地,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不用计数,跑步上山,在836.4高地瞄准第三目标点自新窑厂的烟囱,下山后前进方向有条河,怕跳不过去,就绕道过桥而行,再修正方向。这段路较长,弯路不少,有时走进死胡同,绕出来后原来算准的方向已不起作用,我们朝大烟囱方向走,终于走到大烟囱下。按地图自新窑厂后有一段较宽公路,环绕烟囱周围找了一圈怎么也找不到这条公路。

“错了”,陆文保高声叫道,我们到达的不是自新窑厂,我们对准的是第四窑厂烟囱,到达目标错了,事先计算过的下一个目标的方位、距离都已无效。因我们研究过地图,下面有个目标应在公路和铁路交叉点附近,我们身处交叉点东北方向,决定向西南方向前进;穿过高粱地,遇到公路向西,遇到铁路向南,好在天上有半弦月高粱地里景物尚能看清。我们在高梁地中“乱走”一阵后遇到了公路,一直向西走,渐渐看到远处有高高的一条线,估计是铁路,跑过去一看果然是铁路。高兴得从交叉点沿公路再向西跑,终于找到我们的汽车。我们组虽漏了点,但最先到达。人们陆续回来,畅谈各组差错和洋相。一位同学过河时掉到水中,落汤鸡一个,车内笑声一片,回到学院已是半夜。

(3)师恩难忘

数学、物理、电工原理等是主要课程,都有主讲教员和辅导教员,主讲也兼一个组辅导和批改作业,外文也是主课,分组上课,一组二十多人一名教员讲课。

教员一进教室,值班组长向教员报告。教员喊:“同志们好”。“教员好”,同学们齐声回答。教员喊:“坐下”,然后开始上课。当年教员备课和讲课非常认真,很多教员讲课情形至今难忘。何国伟教员讲数学思路清晰,语言简洁,他不看讲稿,复杂的公式从不写错,准时下课从不拖堂。金有巽教员教物理,常用形象的比喻,给学员留下难忘的印象,当人们问是否可用无线电灯时,他回答:“可以,这就好比喝牛奶,把一大桶牛奶泼向空中,朝天张开口喝上一口。”五十多年这一比喻深深印在我的心头,几年前吴中仁还健在时,谈起这令人难以忘记的生动比喻。吴耀曦教员讲电工原理场的部分,他把抽象的人们难以理解的电磁场讲得非常生动,使很多同学爱上这门课。谢希仁教员逻辑严密,难点分析透彻,这些主讲教员亲自讲作业课,作业课是讲课内容的应用举例,并对有关疑难处在课堂上解答,作业课分组进行,主讲教员负责一个组,辅导教员负责另外几组,自习时主讲和辅导到教室答疑,批改作业。

教员们除讲课辅导外,还指导推荐课外阅读文献和书籍。吴耀曦、罗恩泽教员都主动推荐书籍,俄文教员袁坚打印课外阅读材料,利用课外时间亲自指导阅读,提高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金有巽教员为了不影响同学的学习,答疑时都站在教室外。初春的张家口风很大,他已是四十多岁了,穿着皮大衣挡住风口遮住同学,并回答问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金有巽老师享年98岁去世。

当年的教员有许多再未见面,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教导。

(4)口试

“报告教员同志,学员XXX,学号XXXX,前来参加考试,请指示。”“抽卡片,”主考教员回答。口试就这样开场,学员从三十多张卡片中抽取一张。卡片中有三道考题:第一道是大概念题,如摩擦力或重积分等数理大题,第二题是小概念题或求证题,第三题是应用计算题。学员准备40分钟,开始回答。回答以讲解为主,也可以在黑板上写,如回答摩擦力时,说明摩擦力的定义,摩擦力的大小和哪些因素有关,滑动摩擦力和滚动摩擦力的不同点。教员(一般主讲教员为主考,辅导教员是陪考)随时可以提问,每个学员有一本成绩册,主考当场打分,成绩分为优、良、中和不及格四等。学院对各门功课全优的学员,发给国家学术奖金。

口试的好处:教员能比较准确的掌握学员对课程的掌握情况,对未说清楚的问题通过提问马上能判断是否真懂了还是不懂。这种口试的方式是无法作弊的,但是口试时学员压力很大,特别是苏联顾问、院系领导到场的时候,似有三堂会审之势。后来由于学员人数增加,加上反教条主义,1958年口试制度取消了。

(5)迁校西安

1958年8月我们的军列经过两三天到达西安。我们学员是坐闷罐车,到西安是清晨。王中先指导员到车站接我们,学员们背上背包,冒着雨,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军歌,沿解放路、东、西大街出西门一路走到学院。到新校址,最大的感触是教学大楼像个迷宫,进楼后弯道太多,按黎东汉副院长说这是当时全国建筑面积最大的楼。

初到时,建院劳动是学员们的主要任务,我承担大操场挑土,操场东边马路高、西边低。指挥者要求按东西马路取齐。我们把土从西边挑到东边。挑了一个星期后,指挥者改变决定,操场要整体取平。土又从东边搬到西边。这二十多天的挑土,从开始肩膀痛得直不起腰到后来肩也不痛了,能直起腰快步行走,要感谢瞎指挥者让我得到了锻炼。

(6)电子管厂

在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我院在小操场(现为步行广场)搞了个简易的土法炼钢炉,炼钢时牺牲了一位同志,大概加料时混入炮弾底火,在炉内爆炸,爆炸力量不大,不巧飞出铁片,刚好打进该同志的心脏。记得追悼会上一付挽联:钢花灿烂血染成,更鼓干劲悼福全。(死者叫赵福全)学院炼钢只是应付形势,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

当年有大量科研项目上马,气象雷达、电视发射台等。教学大楼人流不息。五楼是重点科研部门,夜晚灯火通明,常见到戴树荪教员开着履带式雷达车做实验。教员和学员大部份参加不同的科研项目。

学院也办了电子管厂,自己研制生产电子管。厂长龙文澄教员。我在阴极车间,车间主任是谢希仁教员。和我们一起的同学有杨云生、王立均、吴自珠等,吴昌壁教员负责抽真空。李相娥专门到四医大学习吹玻璃。负责电子管玻璃壳的吹制。谢教员功底深厚,找资料想办法,在他指导下反复选材料,选择喷涂方法,终于做出能有效辐射电子的阴极,全厂经过各车间的努力也制成电子管试验样品。

(7)彭老总的玩笑

1958年下半年某天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王赤军政委等人的陪同下到阴极车间参观。谢希仁教员领着我们向彭部长报告。我站在谢教员旁边,谢教员报告后,王政委指着我向彭老总介绍说“彭部长,他叫马步芳(我原名叫马步芳)。”彭老总握着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马步芳不像当年啊!”我知道彭老总长征途中,在解放大西北战役中同马步芳部队打过恶仗。之后马步芳逃离大陆。对于彭老总的玩笑,我只是红着脸,不敢作答。听完谢教员的介绍,彭部长看我操作的阴极喷涂,喷涂时本来由另一位同学配合我,一见到彭老总,那位同学一紧张躲到别处,我一人操作喷涂的全过程,还算顺利,彭总看完笑着离开车间。原来心目中彭老总是非常严厉的,这次见面觉得彭老总平易可亲。

谁能想到,当年解放战争时横刀立马、抗美援朝时临危受命、为国家为人民敢于直言的彭老总一年后厄运当头。彭钢(彭老总的侄女,原中纪委常委)去世前曾多次谈到彭老总庐山会议后的处境,及长期郁闷的心情和病逝前的情景,令人无限伤痛。

8)当年我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和干部

入伍时我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当时班里共青团员很多,共产党员只有少数几个,在班中共产党员成绩不一定拔尖,但他们学习刻苦、遵守纪律、乐于助人。如任振茂同志,他是有上尉军衔的1947年参军的调干生,而我们全是带红肩章的“光板司令”。他在班中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一点特殊化,尽管他数理基础不如应届高中生,但他刻苦努力,取得了优良成绩,生活上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员,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

那时经常有“左”的思潮冲击,但刘逢晨、吕白、王熙钲、张歌林、吴增祥、王中先等班干部对学员的学习十分关心,在经济困难时期在生活给予各方面照顾。系副主任王俊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早晨学员出操时,他都到操场去跑步,和学员们一起出操。1957年我因打球踝关节受伤,一个星期都不能下地,上下课常要肖景全背着。一天遇见王俊义主任,他问情况,我说x光透视正常,但一站着就剧痛,他让我到张家口街上一祖传正骨科医生诊治,为我雇了三轮车到该正骨科门诊。医生很年轻,他一摸我的脚踝说:“骨头错位,x光透视不一定能看出。”他用力一捏,一阵剧痛,“下地,走。”年青医生命令囗气的说。我踩在地上马上就能走路。王主任的关心,年轻医生的手法至今记在心头。

1958年深秋,我从门诊部看病出来,遇见王赤军政委和刘克东副院长,王政委问:“怎么啦?”“拉肚子”,我回答。刘副院长问:“你们班拉肚子的人多不多?”我说:“人数不少,我们怀疑是大楼里锅炉的水不开。”第二天我在大楼里看到院务部贾士珍部长带着院务部干部和工人检查锅炉烧水情况,贾部长当年已54岁了,是我校干部最年长的同志,他们的行为令我十分感动。

当年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给我的真切的感觉: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发自内心的要向他们学习,决心参加共产党。

五、深切的怀念

1955年入学时,全院学员只有几百人,学科门类少,60年过去,全校学生3万余人,规模有很大发展。专业门类增多,为军队和国家有关部门培养了大量有用人才,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和国家的飞速发展分不开的,也有历届领导、教师和干部不可磨灭的贡献。王赤军政委、欧阳文院长为学校的发展和更上一个新台阶做出重大贡献。孙俊人、韩克树、吕白等校领导顶着各种压力为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科研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在全国经济困难时期,院系领导为解决学员的浮肿问题千方百计搞到黄豆,补充营养。在供应奇缺的情况下,给老教员们发特需供应券。有些干部本人烟瘾很大,他把用自己有限的烟票买的烟送给烟瘾大的教员,这些说明当年学校各级领导很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关心广大师生。还有以毕德显为代表广大教员在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上作出的贡献。                                                    

当年的老首长老教员很大部分已经去世,他们为西电做出重大贡献,他们是西电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我们深切的怀念他们。

1988年,老革命家、原外经部部长,中国最老的知名天线专家李强来校,马澄波、毛乃宏、郭渭盛向李强汇报时的情景

2011年在西安世园会门口留念

与周良明老师等在嘉兴南湖一大开会的船上合影

附注:

吴中仁:原电子部元器件局副局级干部,2011年初病逝。

王俊义:我院高工班毕业,原无线电系副主任,通信部总站主任,武汉雷达学院少将院长。

贾士珍:抗战时曾任分区司令员,旅长,后任我院院务部长,副院长,正军级离休干部。2005年在西安去世,享年101岁。

彭钢:女将军,原我院三系594班学员,曾任总政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常委。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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