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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往事】郇盛芝:我的抗战故事
时间:2015-06-15 15:41:10来源:西电往事工作组点击:

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9。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听老八路讲述他的红色记忆

■现场采访/王庆毅 赵玉娟  文字整理/赵玉娟

郇盛芝简介:

郇盛芝,男,离休干部,1928年10月出生,山东莱芜人,现年87岁。1945年7月参加革命,在山东鲁中第一军分区电话局先后担任电话员、班长、排长。1950年调华东公安17师,先后担任连指导员、师组织科干事、营教导员。1960年3月调入我校,先后担任二系、一系指导员、校知青办主任、校工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1982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离休后,曾担任过离退休第26号楼党支部书记。

我的革命经历

记者:郇老师,当初您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能给我们讲讲您革命的这段经历吗?

郇盛芝:我是抗战末期1945年7月,在我的家乡山东莱芜参加革命的。山东是个老革命根据地,我的家乡莱芜曾是红军的游击根据地。

记得是1944年的冬天,日本鬼子在距离我们村三里路的南庙山和八里路的东见马村安扎了两个据点,因为要修建据点,日本人就到村子里把很多年轻人抓去当民工修炮楼。刚开始是我父亲去给日本人修,后来有一次是抓我去干活。我去了以后,日本人嫌我年龄小个子低,我当时只有16岁,就把我赶到战壕里扣押了一晚上。当时我是又生气又害怕。

随后有一天,日本人出来扫荡,搜寻共产党,晚上就住在我们村。村里的老百姓能跑的都逃跑了,躲到附近的山上,到了晚上就看见村子红光满天,好像是着火了。第二天回到家一看,我家的房子全部被烧掉了,就连墙上的木头梁子都烧了很大的一个洞。村里的老百姓、亲戚们都来我家看我,给我送来点柴火、高粱结子、苞谷等。那时候正好是冬天天气很冷,家里被烧的什么都没有了,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这时我们村的村支部书记刘云斋到我家来动员我说,咱们去当兵,去参加革命吧。当时正好有部队在招兵,我心里想了想,家里被日本人烧的什么都没有,而且觉得为什么总是受人欺负,索性就想着去参加革命。就这样,村支部书记带领我们二十几个年轻人就参加了革命。不过我参加革命没多久,到1945年8月,日本人就投降了。

记者:您这么年轻就参加了革命,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您能讲讲,觉得难忘或是印象深刻的革命经历吗?

郇盛芝:1945年7月我报名参军后,就来到新兵营。当时我才17岁,个子也很低,在连队当通讯员。我在新兵营期间,来了一个指导员,要挑选一些新兵去电话局当电话员,我就毛遂自荐说:“我可以去不?”那个指导员笑着对我说:“当然可以了。”后来他在新兵营挑选了8个人,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随后我就来到了位于济南附近的山东鲁中第一军分区电话局电话班当通讯员,直接就是部队编制,说实话,当时心里挺高兴的。我还记得当时的领导是鲁中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乎加,后来到天津担任第一市委书记,再后来到北京担任第一市委书记。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鲁中地区所有的电话、电话线、铺线架线,地方通讯联系等。我很快就熟悉了工作,和大家都打成了一片,大家也非常喜欢我,都知道电话局里来了个小鬼。一说起电话电线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说去电话局找小鬼去。

在电话局期间,我们晚上经常会去铁路上割电线,那时是在敌占区,交通线都被国民党占领,我们的物资很匮乏,部队就会组织一个连百十号人,带上几百个民工到铁路上去,老百姓负责锯电线杆子,杆子一倒,我们电话班的同志就上去割电线,其他的同志负责掩护。当时我们和敌人的距离都很近,敌人一发现我们割电线,就会开枪。我们一发现打枪就立刻撤退。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逐渐建立起我们的通讯物资。

我在电话局期间主要参加了两场战役,一场是莱芜战役,一场是济南战役。记得那是1947年2月份,莱芜战役前夕,开始集中部队进行战争动员。那时军区成立了一个兵站处,总共四个人:一个处长带两个通信员,再加上我一个电话员。当时我身上背了一个缴获日本鬼子的电话机,负责与上级联络。我们兵站处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军分区管辖地集中接收民工。

莱芜战役前夕,部队上级下来命令,要求我们动员当地的农民来抬担架。我们总站处四个人在曹村当天就集中了1000多民工,原地待命。我记得当时的敌人离我们只剩下3里地,村里老百姓都沉不住气,着急得不行,因为老百姓能躲的、能跑的都躲起来了。可是我们当时得到的命令是,敌人不进村,农民工一律在家中不能动,当时把我们的处长着急的是坐立不安,抱着电话机就不放手,一直在联络请求命令,大家的心情始终都像绷紧的弦,非常的紧张。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我们大部队到了,把我们高兴坏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共产党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一下子就来了,满满的都是部队,村子里、树林子里到处都是部队。然后就有人来到我们兵站处,问:“有没有民工?”。我们又是心急又是高兴,很多人都大声回答:“有”。我们很快的给民工编队分组,不到两个小时,一千多民工就被分配到各个连队去,民工就跟着连队走。这些民工的主要工作就是抬担架,晚上8-9点钟把受伤的和牺牲的同志抬下战场,牺牲的同志就地掩埋,受伤的同志转移到安全地方。

后来我才得知,莱芜战役期间,华东局的民工支前制度已趋于完善。战役期间,在通往战区的漫长补给线上,50万民工夜以继日的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后方运送伤员。我们兵站处当时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我参加的第二场战役是济南战役。战役前夕进行总动员,我们部队行军来到济南,老百姓们夹道欢迎。因为我们是来解放济南的。解放济南,是当时我军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只用了八天八夜就结束了战斗。

当时我们是鲁中军区第一指挥部,济南战役第一指挥所。下属有五个特务团可以指挥,特务团也就是说不是正规部队,都是一些县大队、武工队、游击队等整编而成的。我在第一指挥所,担任通讯连总机班班长。因为我们是通讯连要架线收线,所以大部队还没有到之前,我们就要到,大部队撤走后我们才能走。围攻济南城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阴历八月,我们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八月十五,当时一人还发了一块炸带鱼,就算是过八月十五了。

我因为参加战斗少,没什么经验。战争开始前三天,我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就抱着电话总机,拉线。战场上又没有防空洞,我只能抱着电话总机躲在老百姓的地瓜窖里。记得战役打到第三天晚上,有个电话员跑来对我说吴化文起义了,吴化文当时是国民党守卫城西的整编第35军军长。我就赶快跑去告诉指导员,指导员立即请示司令部,上级问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这边领导回话说:“是电话员听到的”。上级领导说:“不能讲,这是领导内部控制的军事秘密,任何人都不能讲出去,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就好”。第二天吴化文真的起义了,吴化文下令部队撤出阵地。原来我们每战斗一天,大约前进3、4里路。吴化文起义那天我们一下子就前进了8里路,所以很快就结束了战斗,解放了济南。

后来,听部队的其他同志给我讲说,吴化文起义后,我们完全包围了他的部队。这时候,国民党的飞机飞来了,被我们围攻的吴化文的部队就用旗语联络天上的飞机,以为是来支援他们的,其实飞机是青岛机场派来的,已经知道吴化文起义了,所以飞机直接瞄准吴化文的部队开始扔炸弹,下面的部队一看很生气,直接架着机枪开始打飞机,结果就成了国民党自己人打自己人。

整个济南战役,我们连就牺牲了一个人。是我们班当时在值班站岗的副班长,被飞机扔下来的炸弹炸伤牺牲了。当时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实在是困得睁不开眼睛,就在电话班靠窗户边躺着,被子蒙住头睡着了,炸弹扔下来我都没有醒来。炸弹把窗户玻璃都炸碎了,我醒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玻璃渣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醒来后才知道我们的副班长牺牲了,我问旁边的小战士说,你怎么不叫醒我?小战士说,他害怕叫醒我让我去站岗,叫他一个人去躲避,他害怕。

济南战役之后,我所在的部队就奉命去参加淮海战役了。我因为济南战役期间脚上长疮,到战地医院住院了。所以没有机会参加淮海战役。我虽然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可是却围着淮海战役的战场跑了两圈,直到淮海战役打完,部队安置下来住在新安镇,我才找到自己的部队。

紧接着大部队就开始渡江。1949年4月20号晚上开始总攻,从南京东边开始进攻。4月23号,我们跟随大部队到达南京下关,当时上级有规定“不准进商店,不准进民房”。我们当时就睡在马路上,南京的老百姓也搞不清楚状况很害怕,悄悄把门开一个缝,端一杯水出来说:“老总,喝水”。我说我们不是老总,我们是八路军。那时候老百姓也是饱受战争之苦。我们在南京城里住了一个礼拜,一枪都没有打,南京就解放了。

随后我们从南京步行到杭州,随后到浙江萧山,最后到诸暨县,把我们整编为华东公安十七师,后来改为十七旅,我在310团特务连。就这样,我在浙江一呆就是整整十年。

见证西电发 展秉承西电精神

记者:您的革命经历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您是如何来到西电的呢?

郇盛芝:我在浙江一直呆到1960年,那是3月份左右,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通知,部队调我到北京总参通讯兵部,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去北京的路上路过浙江军区请假,干部科批准了3天假。第一天回家我母亲就去世了,第二天就下葬,第三天我就直接去北京。来到北京后,我到通信兵部去报到,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一住就是好几天,也不安排工作,我住在招待所很是着急,就连着往通信兵部跑了三天,通信兵部的人说要等所有收到调令的人都到齐才开始分配,你既然等不及那你就自己上西安吧。然后我就到火车站买票自己坐车,下车后直接就到了西电的北门口。就是这样我来到了西安,来到了西电。

记者:您在西电工作了二十多年,您能不能说说在西电的建设和发展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郇盛芝:我来到西电后,先后在一系、二系做指导员,后来又在101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文革期间,担任知青办主任,文革结束后,担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一直到退休。

西电那时还是西军电,属于部队院校,学生的素质非常好,因为能来西电的学生都是很了不起的,上学就直接穿军装、当军官。我先是在二系583班当指导员,带的是大二的学生,一共100多人。这批学生是从地方大学抽调过来的,因为当时国家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四年的大学培养都来不及就从地方大学抽调学生。

在做指导员期间,最忙的是时候是周六周日。因为指导员主要是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指导,学生们周六周日都要向指导员做思想汇报。当时学校的规定是只要教室有一个学生,教员就不能离开教室,我们要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学生上课,我们指导员都要跟着。每个星期都要开会,要评教评学,学生评教员,教员评学生。记得当时有个年轻教员一开完会,直接就哭了。

不过,那时候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好管理,非常的听话,出宿舍门15分钟,洗脸刷牙排队集合,去饭堂,大家的纪律性都非常好。而且那时候是统一分配工作,毕业后大部分都分配到科研所,就没有听说过有不服从分配的学生。

在二系担任了两年指导员后,1963年4月我来到了一系担任指导员,在101实验室搞流星余迹通信,做实验,搞科研。那时候,我们在沙井村甘家寨买了十亩地,圈了个围墙,就是实验室基地。实验室主任是丁如琏,教员有吴海洋、刘增基、荣彰涛、廖锦标、包洲、张震,我们几个睡一个房间。还有实验员像汤初高、杨树仁、刘高峰、陈鸿光、陈明龙等。因为涉及的内容需要保密,一个警卫班来站岗。还有一个不太会做饭的炊事员,记得连馒头都不太会蒸。一共三四十个人。我们是24小时值班,和北京南苑做实验,一整年都在做实验。那时候大家的思想觉悟都非常高,吃在一个灶,睡在一个房间,完全就是过战士生活。天天就是做实验,干工作,黑白不停。因为凌晨是天空中流星最密集的时候。当时好几个教员,30多岁都还没找对象,就是每天在基地做实验,我周日放假才能回一次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有的知识青年响应国家政策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大形势,1975年学校成立了知青办,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学校的子弟毕业后上山下乡的事情,安排他们到农村插队。那时候这个工作是非常头疼的,因为农村的条件也不好,这么多年轻人到农村饮食起居,都是问题。我们要提前到农村去联系考察公社,尽量争取条件好一点的公社,好一点的生产队。联系好了以后,把咱们的学校的子弟知青都送下去,每次我都亲自把咱们的孩子送到农村。

我在知青办的时候,感觉学校、家长都很支持知青办的工作。我记得咱们院有105个子弟,除了个别身体特殊原因的,全部都到农村下乡插队了。每次去农村,学院都会派车送我们,学院的院长也要跟着车下去农村,记得有一次,一下子去了十几辆大卡车。一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停止上山下乡,知青办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紧接着,咱们学校就从部队转地方。转为地方后,陕西省工会就要求西电建立工会组织,学校就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我是筹备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初开始筹备了两三年。因为咱们以前是部队单位,就没有工会这个组织,当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这工会工作要如何开展?后来省教育工会就组织我们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去调研。后来慢慢摸索着就知道,工会首先是给群众搞福利。当时搞什么福利呢,我们就想了个点子,学校的群众家属,怎样才能使用上煤气。当时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咱们学校和西工大联合,把西郊焦化厂的废气,拉到西工大废气站,然后铺设管道到西电,废气利用。这样我们教员家属生活就可以用煤气来做饭了。这算是当时我们给大家搞的一个大福利。

记者:您的工作经历真是见证了西电的变革和发展,结合您丰富的人生阅历,您觉得就西电的发展历程中,有哪些经验、精神是需要继承和发扬?

郇盛芝: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教员和群众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干部也很好,教员也很好,对学校的工作大家都是非常的支持,大家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好。还有就是教员和学生的关系也很好,评教评学,就做得很好,对教学非常的有益。西电这一点是很好的,应该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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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9。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听老八路讲述他的红色记忆

■现场采访/王庆毅 赵玉娟  文字整理/赵玉娟

郇盛芝简介:

郇盛芝,男,离休干部,1928年10月出生,山东莱芜人,现年87岁。1945年7月参加革命,在山东鲁中第一军分区电话局先后担任电话员、班长、排长。1950年调华东公安17师,先后担任连指导员、师组织科干事、营教导员。1960年3月调入我校,先后担任二系、一系指导员、校知青办主任、校工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1982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离休后,曾担任过离退休第26号楼党支部书记。

我的革命经历

记者:郇老师,当初您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能给我们讲讲您革命的这段经历吗?

郇盛芝:我是抗战末期1945年7月,在我的家乡山东莱芜参加革命的。山东是个老革命根据地,我的家乡莱芜曾是红军的游击根据地。

记得是1944年的冬天,日本鬼子在距离我们村三里路的南庙山和八里路的东见马村安扎了两个据点,因为要修建据点,日本人就到村子里把很多年轻人抓去当民工修炮楼。刚开始是我父亲去给日本人修,后来有一次是抓我去干活。我去了以后,日本人嫌我年龄小个子低,我当时只有16岁,就把我赶到战壕里扣押了一晚上。当时我是又生气又害怕。

随后有一天,日本人出来扫荡,搜寻共产党,晚上就住在我们村。村里的老百姓能跑的都逃跑了,躲到附近的山上,到了晚上就看见村子红光满天,好像是着火了。第二天回到家一看,我家的房子全部被烧掉了,就连墙上的木头梁子都烧了很大的一个洞。村里的老百姓、亲戚们都来我家看我,给我送来点柴火、高粱结子、苞谷等。那时候正好是冬天天气很冷,家里被烧的什么都没有了,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这时我们村的村支部书记刘云斋到我家来动员我说,咱们去当兵,去参加革命吧。当时正好有部队在招兵,我心里想了想,家里被日本人烧的什么都没有,而且觉得为什么总是受人欺负,索性就想着去参加革命。就这样,村支部书记带领我们二十几个年轻人就参加了革命。不过我参加革命没多久,到1945年8月,日本人就投降了。

记者:您这么年轻就参加了革命,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您能讲讲,觉得难忘或是印象深刻的革命经历吗?

郇盛芝:1945年7月我报名参军后,就来到新兵营。当时我才17岁,个子也很低,在连队当通讯员。我在新兵营期间,来了一个指导员,要挑选一些新兵去电话局当电话员,我就毛遂自荐说:“我可以去不?”那个指导员笑着对我说:“当然可以了。”后来他在新兵营挑选了8个人,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随后我就来到了位于济南附近的山东鲁中第一军分区电话局电话班当通讯员,直接就是部队编制,说实话,当时心里挺高兴的。我还记得当时的领导是鲁中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乎加,后来到天津担任第一市委书记,再后来到北京担任第一市委书记。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鲁中地区所有的电话、电话线、铺线架线,地方通讯联系等。我很快就熟悉了工作,和大家都打成了一片,大家也非常喜欢我,都知道电话局里来了个小鬼。一说起电话电线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说去电话局找小鬼去。

在电话局期间,我们晚上经常会去铁路上割电线,那时是在敌占区,交通线都被国民党占领,我们的物资很匮乏,部队就会组织一个连百十号人,带上几百个民工到铁路上去,老百姓负责锯电线杆子,杆子一倒,我们电话班的同志就上去割电线,其他的同志负责掩护。当时我们和敌人的距离都很近,敌人一发现我们割电线,就会开枪。我们一发现打枪就立刻撤退。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逐渐建立起我们的通讯物资。

我在电话局期间主要参加了两场战役,一场是莱芜战役,一场是济南战役。记得那是1947年2月份,莱芜战役前夕,开始集中部队进行战争动员。那时军区成立了一个兵站处,总共四个人:一个处长带两个通信员,再加上我一个电话员。当时我身上背了一个缴获日本鬼子的电话机,负责与上级联络。我们兵站处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军分区管辖地集中接收民工。

莱芜战役前夕,部队上级下来命令,要求我们动员当地的农民来抬担架。我们总站处四个人在曹村当天就集中了1000多民工,原地待命。我记得当时的敌人离我们只剩下3里地,村里老百姓都沉不住气,着急得不行,因为老百姓能躲的、能跑的都躲起来了。可是我们当时得到的命令是,敌人不进村,农民工一律在家中不能动,当时把我们的处长着急的是坐立不安,抱着电话机就不放手,一直在联络请求命令,大家的心情始终都像绷紧的弦,非常的紧张。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我们大部队到了,把我们高兴坏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共产党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一下子就来了,满满的都是部队,村子里、树林子里到处都是部队。然后就有人来到我们兵站处,问:“有没有民工?”。我们又是心急又是高兴,很多人都大声回答:“有”。我们很快的给民工编队分组,不到两个小时,一千多民工就被分配到各个连队去,民工就跟着连队走。这些民工的主要工作就是抬担架,晚上8-9点钟把受伤的和牺牲的同志抬下战场,牺牲的同志就地掩埋,受伤的同志转移到安全地方。

后来我才得知,莱芜战役期间,华东局的民工支前制度已趋于完善。战役期间,在通往战区的漫长补给线上,50万民工夜以继日的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后方运送伤员。我们兵站处当时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我参加的第二场战役是济南战役。战役前夕进行总动员,我们部队行军来到济南,老百姓们夹道欢迎。因为我们是来解放济南的。解放济南,是当时我军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只用了八天八夜就结束了战斗。

当时我们是鲁中军区第一指挥部,济南战役第一指挥所。下属有五个特务团可以指挥,特务团也就是说不是正规部队,都是一些县大队、武工队、游击队等整编而成的。我在第一指挥所,担任通讯连总机班班长。因为我们是通讯连要架线收线,所以大部队还没有到之前,我们就要到,大部队撤走后我们才能走。围攻济南城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阴历八月,我们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八月十五,当时一人还发了一块炸带鱼,就算是过八月十五了。

我因为参加战斗少,没什么经验。战争开始前三天,我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就抱着电话总机,拉线。战场上又没有防空洞,我只能抱着电话总机躲在老百姓的地瓜窖里。记得战役打到第三天晚上,有个电话员跑来对我说吴化文起义了,吴化文当时是国民党守卫城西的整编第35军军长。我就赶快跑去告诉指导员,指导员立即请示司令部,上级问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这边领导回话说:“是电话员听到的”。上级领导说:“不能讲,这是领导内部控制的军事秘密,任何人都不能讲出去,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就好”。第二天吴化文真的起义了,吴化文下令部队撤出阵地。原来我们每战斗一天,大约前进3、4里路。吴化文起义那天我们一下子就前进了8里路,所以很快就结束了战斗,解放了济南。

后来,听部队的其他同志给我讲说,吴化文起义后,我们完全包围了他的部队。这时候,国民党的飞机飞来了,被我们围攻的吴化文的部队就用旗语联络天上的飞机,以为是来支援他们的,其实飞机是青岛机场派来的,已经知道吴化文起义了,所以飞机直接瞄准吴化文的部队开始扔炸弹,下面的部队一看很生气,直接架着机枪开始打飞机,结果就成了国民党自己人打自己人。

整个济南战役,我们连就牺牲了一个人。是我们班当时在值班站岗的副班长,被飞机扔下来的炸弹炸伤牺牲了。当时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实在是困得睁不开眼睛,就在电话班靠窗户边躺着,被子蒙住头睡着了,炸弹扔下来我都没有醒来。炸弹把窗户玻璃都炸碎了,我醒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玻璃渣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醒来后才知道我们的副班长牺牲了,我问旁边的小战士说,你怎么不叫醒我?小战士说,他害怕叫醒我让我去站岗,叫他一个人去躲避,他害怕。

济南战役之后,我所在的部队就奉命去参加淮海战役了。我因为济南战役期间脚上长疮,到战地医院住院了。所以没有机会参加淮海战役。我虽然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可是却围着淮海战役的战场跑了两圈,直到淮海战役打完,部队安置下来住在新安镇,我才找到自己的部队。

紧接着大部队就开始渡江。1949年4月20号晚上开始总攻,从南京东边开始进攻。4月23号,我们跟随大部队到达南京下关,当时上级有规定“不准进商店,不准进民房”。我们当时就睡在马路上,南京的老百姓也搞不清楚状况很害怕,悄悄把门开一个缝,端一杯水出来说:“老总,喝水”。我说我们不是老总,我们是八路军。那时候老百姓也是饱受战争之苦。我们在南京城里住了一个礼拜,一枪都没有打,南京就解放了。

随后我们从南京步行到杭州,随后到浙江萧山,最后到诸暨县,把我们整编为华东公安十七师,后来改为十七旅,我在310团特务连。就这样,我在浙江一呆就是整整十年。

见证西电发 展秉承西电精神

记者:您的革命经历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您是如何来到西电的呢?

郇盛芝:我在浙江一直呆到1960年,那是3月份左右,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通知,部队调我到北京总参通讯兵部,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去北京的路上路过浙江军区请假,干部科批准了3天假。第一天回家我母亲就去世了,第二天就下葬,第三天我就直接去北京。来到北京后,我到通信兵部去报到,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一住就是好几天,也不安排工作,我住在招待所很是着急,就连着往通信兵部跑了三天,通信兵部的人说要等所有收到调令的人都到齐才开始分配,你既然等不及那你就自己上西安吧。然后我就到火车站买票自己坐车,下车后直接就到了西电的北门口。就是这样我来到了西安,来到了西电。

记者:您在西电工作了二十多年,您能不能说说在西电的建设和发展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郇盛芝:我来到西电后,先后在一系、二系做指导员,后来又在101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文革期间,担任知青办主任,文革结束后,担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一直到退休。

西电那时还是西军电,属于部队院校,学生的素质非常好,因为能来西电的学生都是很了不起的,上学就直接穿军装、当军官。我先是在二系583班当指导员,带的是大二的学生,一共100多人。这批学生是从地方大学抽调过来的,因为当时国家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四年的大学培养都来不及就从地方大学抽调学生。

在做指导员期间,最忙的是时候是周六周日。因为指导员主要是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指导,学生们周六周日都要向指导员做思想汇报。当时学校的规定是只要教室有一个学生,教员就不能离开教室,我们要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学生上课,我们指导员都要跟着。每个星期都要开会,要评教评学,学生评教员,教员评学生。记得当时有个年轻教员一开完会,直接就哭了。

不过,那时候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好管理,非常的听话,出宿舍门15分钟,洗脸刷牙排队集合,去饭堂,大家的纪律性都非常好。而且那时候是统一分配工作,毕业后大部分都分配到科研所,就没有听说过有不服从分配的学生。

在二系担任了两年指导员后,1963年4月我来到了一系担任指导员,在101实验室搞流星余迹通信,做实验,搞科研。那时候,我们在沙井村甘家寨买了十亩地,圈了个围墙,就是实验室基地。实验室主任是丁如琏,教员有吴海洋、刘增基、荣彰涛、廖锦标、包洲、张震,我们几个睡一个房间。还有实验员像汤初高、杨树仁、刘高峰、陈鸿光、陈明龙等。因为涉及的内容需要保密,一个警卫班来站岗。还有一个不太会做饭的炊事员,记得连馒头都不太会蒸。一共三四十个人。我们是24小时值班,和北京南苑做实验,一整年都在做实验。那时候大家的思想觉悟都非常高,吃在一个灶,睡在一个房间,完全就是过战士生活。天天就是做实验,干工作,黑白不停。因为凌晨是天空中流星最密集的时候。当时好几个教员,30多岁都还没找对象,就是每天在基地做实验,我周日放假才能回一次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有的知识青年响应国家政策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大形势,1975年学校成立了知青办,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学校的子弟毕业后上山下乡的事情,安排他们到农村插队。那时候这个工作是非常头疼的,因为农村的条件也不好,这么多年轻人到农村饮食起居,都是问题。我们要提前到农村去联系考察公社,尽量争取条件好一点的公社,好一点的生产队。联系好了以后,把咱们的学校的子弟知青都送下去,每次我都亲自把咱们的孩子送到农村。

我在知青办的时候,感觉学校、家长都很支持知青办的工作。我记得咱们院有105个子弟,除了个别身体特殊原因的,全部都到农村下乡插队了。每次去农村,学院都会派车送我们,学院的院长也要跟着车下去农村,记得有一次,一下子去了十几辆大卡车。一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停止上山下乡,知青办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紧接着,咱们学校就从部队转地方。转为地方后,陕西省工会就要求西电建立工会组织,学校就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我是筹备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初开始筹备了两三年。因为咱们以前是部队单位,就没有工会这个组织,当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这工会工作要如何开展?后来省教育工会就组织我们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去调研。后来慢慢摸索着就知道,工会首先是给群众搞福利。当时搞什么福利呢,我们就想了个点子,学校的群众家属,怎样才能使用上煤气。当时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咱们学校和西工大联合,把西郊焦化厂的废气,拉到西工大废气站,然后铺设管道到西电,废气利用。这样我们教员家属生活就可以用煤气来做饭了。这算是当时我们给大家搞的一个大福利。

记者:您的工作经历真是见证了西电的变革和发展,结合您丰富的人生阅历,您觉得就西电的发展历程中,有哪些经验、精神是需要继承和发扬?

郇盛芝: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教员和群众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干部也很好,教员也很好,对学校的工作大家都是非常的支持,大家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好。还有就是教员和学生的关系也很好,评教评学,就做得很好,对教学非常的有益。西电这一点是很好的,应该继续发扬。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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