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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往事】丁鹭飞:难忘的岁月
时间:2015-06-01 09:02:03来源:西电往事工作组点击:

前言: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丁鹭飞:难忘的岁月

  丁鹭飞简介:丁鹭飞,女,汉族,祖籍江苏省睢宁县,193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1952年2月,由大连工学院电讯工程系转至张家口集体参军入伍,继续在军校学习,1956年5月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雷达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任职期间,曾担任教研组组长、课题组组长、雷达工程系主任等职。1997年退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现场采访/刘建伟  陈彦羽    文字整理/陈彦羽

记者:丁老师,当年您报考时的制度是怎样的?当时对电讯的认知很少,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呢?

丁鹭飞:我们当时报考的时候是全国分几个考区,华东东北区就是东北的学校和华东的学校在一起考,一个考区里可以报1至3个志愿,各区发榜的时间都不一样。当时我在杭州上海这一带,我报名既可以报一个华东东北区的,又可以报一个华北区的,我两个都报了。我考了以后,华东东北区先发榜,我被大连工学院录取了,大连工学院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最早是大连大学,后来工学院变成大连工学院,医学院变成大连医学院,还有一个外语学院。当时大连工学院就把发榜的名单登在了报纸上面,看到报纸,就知道被录取了,同时通知什么时间集合报到,报到之后就将新生集体乘火车带走。我到了大连之后,华北地区也发榜了,母亲告诉我清华的录取通知到了,我就很犹豫。当时年龄还小,一个人出门在外,所以心里就很纠结,我可以跟大连的学校说我不在这里读而去清华,是有这个自由的,但这边老师还给我做工作,说大连有多么好,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大连。关于专业,当初家里说去学个医吧,但我怕动刀,在中学时我数理学的比较好,家里说去学理工吧,那时候工业建设需要,所以就考了工科。至于工科的志愿也都是盲目的,我清华报的是化工专业,那可能就到了化工系统。与清华失之交臂,进入了大连理工,后来又有机会进军校。

因为那个时候一般工学院没有单独的电讯系,只有电机系,电机系里边有一个电力组,搞强电的,还有一个学电讯的弱电组,只有强电和弱电之分。而大连工学院那时候,从国外回来一批专家,从香港来到大连,他们觉得弱电放在电机系里面不太合适,因为信息的发展已经很快了。大连工学院成立电讯系是全国第一个,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不知道电讯系,就是考的电机系,准备在电机系里边学弱电,弱电就不是搞强电,就是搞电讯了。东北刚解放的时候,1950年,我们都到了东北,一看有个电讯系是搞弱电的,所以我们到大二的时候就由电机系转成了电讯系。

记者:丁老师,你是在什么时间参军的?当您听到参军这个消息时心情是怎样的?

丁鹭飞:我是在大二时参军的,因为电讯系关乎军队的建设,抗美援朝时期,那个时候主要搞通信,部队很需要,于是整个系连老师带学生全部参军了。一参军就换上军装,就进军校了,电讯系参军搬到了张家口,就是西电的前身,当时是军委工校。我们去的时候就知道部队需要人,去了以后学业继续,还是技术学习,因为老师也都去了,整个系都搬去了。当时女学生不是很多,原来抗美援朝参军的一批女同学,因为一开始学习苏联,授衔女军官的比例很少,所以把女学生全部转业到地方了。我们因为大学学了好几年了,快毕业了,就留下来了没有转,一直学到毕业。这几年中间换了很多学校领导,都是部队上的,最后的毕业证发的是通信工程学院的。毕德显院士当时是我们的系主任,还有很多老师。这个系在我们来张家口之前是军委工校的一部,主要是学工程的,当我们整个系搬到张家口以后,师资力量就强了,不久就改成通信工程学院,就正式变成学院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建制,学院里面系就分了,包括:无线系、雷达系、有线系、计算机系。原来只是学工程,而且是通讯方面的多,成立通信工程学院以后,紧接着是学苏联,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的框架,就有了通讯系:无线通信、有线通信、雷达系统等。

听到参军的消息还是比较高兴,当时抗美援朝参军不容易的,特别在东北,学生比较少,好不容易从南方来了一些学生,南方参军比较容易,北方的学生特别是东北的学生从学校直接参军的比较少。

记者:丁老师,您刚才提到参军之后就从大连搬迁到张家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张家口时期的生活吗?

丁鹭飞:张家口是塞外,当时是很苦的。我们就住在张家口胜利公园旁边,住的就是小日本兵住的兵营,矮房子。张家口温度比较低,宿舍就烧煤炉,住在炕上,是连铺炕。做学生的时候,那个炕上大概要睡七、八个人,一个挨一个。一般是进屋以后是一排炕,炉子只能放在一个地方,离得远的就会冷一些。当时是烧有烟煤,很呛。因为是有烟煤,火比较旺,所以烧得很快,在半夜值班的干部或同学就来加煤,加煤来保持这个炉子是热的而且还不能把同学吵醒。吃饭就在食堂里,张家口吃面食比较多。在大连我已经锻炼过一段时间了,大连的生活也很艰难,在大连的时候,主食是苞米,吃苞米蒸的发糕。现在认为粗粮是很健康的,但是当时天天吃就受不了了。而且苞米蒸的发糕,这一顿吃不完,剩下的再蒸一下再吃。我在大连的时候,每个礼拜有两次加餐,吃一顿米饭,吃一顿馒头,其余时候都是吃发糕。在大连吃了一年多苞谷面,所以到了张家口还是可以适应的。那时候年轻,我们南方人去的很多,因为刚解放,大家都愿意到老解放区去,所以就到了北方。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华侨,我们班就有几个华侨。刚解放的时候,很多海外的华侨就回国了,是华侨的子女回来了,他们的父母可能还在外面,那些华侨子女回来读书,有香港的、东南亚的。这些华侨一开始也在大连,然后一起到了张家口。

记者:你们从张家口搬到西安,您初来西安的印象是什么?到了西安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丁鹭飞:58年我们搬迁到西安,当时搬迁不容易,还要带上设备,学生是用车皮拉过来的。当时我们准备搬迁的时候,西安校区已经建设了。上面决定了要搬迁,原来是考虑要搬到北京,据说就是北农大的校址,后来又让搬到西安。那个时候我们刚工作也管不了这么多,让我们搬迁我们就来了。我刚来西安的时候,这一块周围都是麦地,是一个郊区,现在我们看主楼很矮了,当时主楼是很高的一个建筑。现在白庙村都挤得满满的,沙井村就是最近几年建设的,那个时候全是麦地,我们要到最近的西工大去都没有路,二环这片都没有路,跟农村一样,踩出一片地来就是一片地。                                        

学校是58年搬到西安的,搬过来不久就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天天开夜车。操场上面架了一些土炉子,把铁门拆了炼钢,炼出来一堆废铁。大炼钢铁的时候课也不太正常了,大跃进时期,我们那个时候要大搞科研,我们一些教员就抽出来搞课题。当时成立了五楼研究室,研究课题的人在五楼。进入五楼是个很难的事情,主要是要审查家庭、社会关系。到五楼的政审比较严格,上五楼还要有专门的出入证。当时雷达的课题就有好几个,还有和外单位合作的,我当时所在的组就和航天部二院合作。研究的课题有经费支持,大跃进时期要求有跃进的姿态,要很快弄出成果,但是科研的事情不是跃进就能跃出来的,大家还是用跃进的精神,所以很少在12点之前睡觉的,早上一早就去,吃饭下来,五楼都有通宵灯。我当时还没有孩子,一天都待在研究室做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59年以后,因为有了孩子,我就下来了,他们那个课题还继续,有一部分没有做完,二院就去做了。后来五楼逐步解散了。

记者:丁老师,从张家口搬到西安之后,又有一次搬迁的经历,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丁鹭飞:因为雷达很重要,要专门成立一个学院,于是就成立了雷达学院,搬到了重庆,雷达和雷达有关的专业都去了。雷达学院大概成立了两年左右,又发生变化,这个学院要一分为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主要是搞研究的;一部分归总参通信兵部,主要为部队服务。那两家都需要专业人才,所以就把雷达学院一分为二,一部分从重庆回到西安,我就又回来了。雷达部一分为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一部分归总参通信兵部。然后把西电的通信专业一分为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一部分归通信兵部。到了66年转业的时候,上面的精神是认为西电的专业主要受技术,和部队直接方面联系不大,就整建制转业,我们在文革发动初期集体转业了。

当时我们留在重庆或是回到西安都是组织划定的,就是分配你到哪你就去哪。无形中也把我们的力量削弱了,原有的力量分散了很多。留在重庆通信工程学院的干部保存下来的一部分人,后来又到了南京成立了通信工程学院。南京还宣传了毕德显院士,毕院士去了南京,他是从重庆到南京,是那个学院的副院长。

记者:丁老师,您毕业之后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这一角色的改变,您从教时期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时雷达还是新事物,招收的学生多吗?

丁鹭飞:我毕业之后就留校了,留校当时有一定的比例,因为学院刚成立,早期的几批学生相对来讲有一点优先权。戴树荪老师在大连的时候比我高一届,樊昌信老师是清华或北大,保铮院士也是我们那里的,和戴老师是同班的,他们在大连工学院的时候比我早一届,后来他们是按照正规的大学四年就毕业了,我们这一班学习苏联,课程里面加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了五年多。

因为我是雷达系毕业的,留校后就在雷达教授会做教员,教授会就是现在的教研室,教授会这个名字可能是跟苏联学的。那个时候我们雷达系大概分了两个教研室,一个是雷达基础方面的,搞有关雷达基础的,如自动控制等,我所在的教研室是搞雷达军用机的,又叫军用机教授会。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雷达教研室有,40多教员,戴老师是教研室副主任。发射组专门搞雷达发射机,接收组专门搞雷达接收机,导航组搞导航,雷达组搞雷达,有四个组,每个组有10多人。当时老师们都有军衔,在部队里面收入比地方相对好一些,教研室老师之间没有很深的等级观念,不是生硬的关系。

当时西电的雷达工程系几乎是第一家,以后像北工、清华才陆陆续续有了雷达系,所以我们比较早。后来有雷达专业的就比较多了,改革开放以后要加强基础。之后雷达不作为一个系,而是在电子工程系下面有雷达方向。当时我们是第一家,实际用的教材主要是自己编的,编的时候老师们就看材料看资料。50年代苏联的书籍比较多,所以我们主要是看他们的书,然后把他们的书和课程结合起来编写我们的教材。也有个别是翻译的,还有较少整个翻译过来的,主要是老师们自己看,看完消化之后自己编写。

那个时候雷达系的学生每年一个班,一个班几十个人。由于学生直接为部队服务,就要学军用机,军用机有几部典型的雷达,有跟踪雷达,有搜索雷达等。学生还要到机器上去实际操作。学生毕业之后总的来说是到了部队,但是真正下部队的不是太多。军校留了一些学生,刚解放时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雷达修理厂,自己不会做雷达,就把收缴的雷达修复,然后仿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特批了一下,把我们这一届学雷达的一部分人就转到地方上去了,他们学习俄语,学完俄语之后准备派到苏联去接产品,接回来之后仿造,所以我们班里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就留在工厂研究所搞技术。现在我们雷达方向有一位院士,王越院士,就是我们班毕业的,毕业之后本来应该到苏联去,后来没有去成,就留在了研究所里,他工作很好,现在在北京。

记者:丁老师,当您在西安听说西电要变成地方院校当时您怎么想?突然转到地方,归属单位变化了,学校的日常管理有变化吗?

丁鹭飞:转成地方大家不太愿意,因为在部队待了很长时间,当了十几年兵,部队已经习惯了,一下子转成地方,心里还是不太高兴。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西电在军队的系统里面还是非常有名的,西军电的级别很高,很多省里看不到的文件发到西军电来贺龙视察的时候来过,彭德怀的侄女在这里待过。哈军工的建制更高一些,哈军工现在分掉了,它的核心部分就是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搞的是最好的了,有几项很突出的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是分到部队上去了,现在在军事研究部门的比较多,军工方面、国防工业方面的比较多。部队系统行事的方式都和地方不一样,地方学校的学习氛围是不一样的。转成地方学校之后,学校的管理系统就变了,上面像断了线一样,找不到人说话了。咱们部队院校跟一般学校应该还是不太一样,政治学习比较多。

转到地方以后,很快就文化大革命了,大家都造反。文革时期我去了郿县,林彪下命令后就下了农村,老师们除了一部分革命派留在了学校,其余的都去了农村。造反派的核心占据了学校主要位置,要求我们下去,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农村后跟农民一样劳动,住在老百姓家里,吃饭咱们学校的老师在一起。我下去养猪、割麦子。下农村能够体验一下生活。文革时期课也停了,科研也停了。伟大领袖说了,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了,把老师们划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学校学风很好,学风一级比一级好,学习的态度、追求,整个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本科教学已经很少了,带的研究生的课程。当时研究生不多,上课大概也就几十个人。我上的是统计信号处理的课,没有上雷达的课,那个时候我没有来得及编写教材,用的是翻译的教材,保铮院士是雷达系的系主任。

记者:丁老师,您从教多年,诲人不倦,为什么您编写的教材成为教材畅销书?您当时是怎么样组织编写教材的?

丁鹭飞:我们编写教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认真,因为你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地方,写下的话自己要负责一辈子,再者教材写了要影响很多人,如果写的不对的话你自己也过不去,你传递了错误的东西给别人。编写教材应该是多年教学的积累,好多问题是你上课怎样讲解别人是容易接受的而且能把基本的规律反映出来。编教材的人一定要是讲过课的,自己对这一门的内容比较熟悉,而且教材本身不是资料的堆砌,而是知识有机的贯彻。所以我们这个教材八零年是全国统编教材,我们负责这部分,也根据使用情况有所修改,原来很厚,后来分成一个雷达原理,一个雷达系统,雷达原理部分又根据技术的发展逐步修订,我认为好的教材关键还是内容要好,讲述的方法对人的思想有所启发,不是死板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有人找我继续编写五版的教材,我说我不能写了,因为我脱离教学实践很长时间了,我写不出新东西来了,创新不出东西来了。一个教材是需要花心血的,不能随便写。

编写教材的时候是一个团队去编写,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我当时主要采用给每个人合理地分配一些任务的方式组织编写,用各人所长,统一在一个编写思想下,通过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把思想贯穿下来。雷达牵涉的面很广,哪个人熟悉哪一部分就负责哪一部分。编写教材时人与人要相互信任,既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且还要让利的,你自己的利不要看得那么重,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名利思想太严重了,就是把自己的名和利的算盘打得太精,假如把这个放开,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处了,假如你争取的利益损害了别人,别人当然不愿意,名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要把物质的东西,名利的东西看淡,一辈子做点事多好,整天想着利益就庸俗了,你自己能够做一点事情,真正能够是对别人有好处的,哪怕看你书的人觉得有收获,这种安慰比你物质上得到的安慰要好得多。现在社会物质的诱惑太多,名利看得太重。我们那个时候思想非常单纯,单纯到我这一辈子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就觉得比较满足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假如你是为了追逐这个差距,你自己非常苦恼,还不一定得到;假如目标定位在做一些工作,干一些事情,目标看得远一些,也可能真正能够得到。

记者:您能给我们举几个当时学风或者教风严谨的例子吗,比如集体备课,编写教材之类的,您亲身经历的或者是教研室做的。

丁鹭飞:不光编写教材,当时教师在备课上的责任感是很强的,一心想把课程讲好,而且讲的一定要让同学搞清楚。每堂课都要搞得很清楚,所以教师准备一次课花的精力是很多的,这堂课没有备好真的是饭都吃不下了,课首先要自己把自己讲通了,然后什么地方不行,查有关资料,旁证你这个说的是对的,所以备课是非常严谨的。备课之后要试讲,新教师试讲的次数要多一些,教研室主任也要试讲,试讲的话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听,因为都是内行,一听哪个地方讲的不对,不合适,学生不容易听懂,都要给你指出来,所以试讲的时候讲课的老师很认真,听试讲的老师也是很认真,存在什么问题肯定要指出来。教学上试讲指正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个是教研室试讲,另一种是老师讲课的时候组织大家都去听,然后评价。那个时候对讲课很重视。

那时候申请一个博士导师要到学术委员会去讨论,到北京去讨论,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弄这个事情,要去北京到处走关系。中国自然科学还没有一个诺贝尔,诺贝尔获得者几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研究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在浮躁着,想着走什么关系,拿一笔钱回来,思想怎么集中到搞关系方面,真正的科研需要安下心来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问题。

记者:现在有个统计,77届、78届一共出了7个院士,目前这个数量在国内算是比较高的,这个年纪的人受军队作风影响很大。您觉得军队作风对当时我们学校培养人才有什么影响?您认为怎么把西军电的优良传统融入到当今人才培养上?

丁鹭飞:部队的管理很严格,学生年轻的时候自由散漫,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有规范的行为,要按时起床,上课,在管理上还是很严格的,年轻的时候把一些坏习惯整治过来,那个时候还要上军事课,半夜去野外拉练,给你一个地点,你看着地图回来,可以增强生活能力。学术上的自由要有,培养一些吃苦耐劳的品质是好事情。

我认为西电的学风是比较扎实的,不搞嘴皮子的一些东西,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所以我们教学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先把这个问题搞得很清楚,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因为真理是很简单的,是不是事实也很清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强调概念要清楚,要把这个问题本身自己搞清楚,我觉得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再者是实际的肯干,不是只耍嘴皮子,所以出去如果搞关系我们可能搞不过人家,但是扎扎实实搞一些东西出来还是需要这种踏实肯干的作风的。

现在我们的学生在外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学生基础比较好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当时有实习工厂还有实验室。学风比较好,作风比较扎实,肯干。中兴、华为里面的骨干西电的比较多。

记者:当时的老革命家在管理部门吧,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领导或专家有哪些?他们有哪些品质影响您呢?

丁鹭飞:学校60年代就转成了地方,原来的人都是认识的,都是部队的。当时我们院长政委都是有军衔的,转到地方这些人没有了军衔,是地方的待遇。军人做干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我们这个地方当干部的军人也不是纯粹打仗的,他们很多都是通信系统出来的,一般是懂技术的,是部队的知识分子。所以有的干部既有老干部的优良品质而且还懂技术,懂得珍惜技术人才。老革命家工作的话都是当各地的领导,部队院校在政治上还是突出的,抓政治比较多,政治和政策是需要人去掌握的,看人的政策水准和当时社会的情况,同样一件事情你怎么处理、处理的程度就看出你水平的高低了。像后来的吕白院长是很好的领导,我当时直接在他的领导之下,吕白院长原来在我们系当过系主任,之后做了学院的院长,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非常民主,爱惜人才,做事也很公道,但是一有运动人们就批判他右倾。因为他很懂技术,自己是搞通信技术出身的。在张家口之后搞了高工班,把技术干部都弄来学习,也学了一两年。技术方面也学习,军事方面也学习,所以像吕白这些老干部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干部就不敢恭维了,业务水平不高,个人品质不是很端正,到了运动的时候就会整人。是上面说啥就做啥,再掺杂点个人的东西。

毕德显院士给我上过课,当时开设了很多课,哪个课没有人上了他就上。我们那个时候要上电波传播,没有人上了,毕老师就上,课程第一次开不出来了,他就开,电磁学他也开。你听他讲课,不是干巴巴的,听他讲课就是另外有一种味道。毕老师人很好,诲人不倦,知识渊博,功底也很深厚,很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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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鹭飞:难忘的岁月

  丁鹭飞简介:丁鹭飞,女,汉族,祖籍江苏省睢宁县,193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1952年2月,由大连工学院电讯工程系转至张家口集体参军入伍,继续在军校学习,1956年5月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雷达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任职期间,曾担任教研组组长、课题组组长、雷达工程系主任等职。1997年退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现场采访/刘建伟  陈彦羽    文字整理/陈彦羽

记者:丁老师,当年您报考时的制度是怎样的?当时对电讯的认知很少,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呢?

丁鹭飞:我们当时报考的时候是全国分几个考区,华东东北区就是东北的学校和华东的学校在一起考,一个考区里可以报1至3个志愿,各区发榜的时间都不一样。当时我在杭州上海这一带,我报名既可以报一个华东东北区的,又可以报一个华北区的,我两个都报了。我考了以后,华东东北区先发榜,我被大连工学院录取了,大连工学院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最早是大连大学,后来工学院变成大连工学院,医学院变成大连医学院,还有一个外语学院。当时大连工学院就把发榜的名单登在了报纸上面,看到报纸,就知道被录取了,同时通知什么时间集合报到,报到之后就将新生集体乘火车带走。我到了大连之后,华北地区也发榜了,母亲告诉我清华的录取通知到了,我就很犹豫。当时年龄还小,一个人出门在外,所以心里就很纠结,我可以跟大连的学校说我不在这里读而去清华,是有这个自由的,但这边老师还给我做工作,说大连有多么好,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大连。关于专业,当初家里说去学个医吧,但我怕动刀,在中学时我数理学的比较好,家里说去学理工吧,那时候工业建设需要,所以就考了工科。至于工科的志愿也都是盲目的,我清华报的是化工专业,那可能就到了化工系统。与清华失之交臂,进入了大连理工,后来又有机会进军校。

因为那个时候一般工学院没有单独的电讯系,只有电机系,电机系里边有一个电力组,搞强电的,还有一个学电讯的弱电组,只有强电和弱电之分。而大连工学院那时候,从国外回来一批专家,从香港来到大连,他们觉得弱电放在电机系里面不太合适,因为信息的发展已经很快了。大连工学院成立电讯系是全国第一个,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不知道电讯系,就是考的电机系,准备在电机系里边学弱电,弱电就不是搞强电,就是搞电讯了。东北刚解放的时候,1950年,我们都到了东北,一看有个电讯系是搞弱电的,所以我们到大二的时候就由电机系转成了电讯系。

记者:丁老师,你是在什么时间参军的?当您听到参军这个消息时心情是怎样的?

丁鹭飞:我是在大二时参军的,因为电讯系关乎军队的建设,抗美援朝时期,那个时候主要搞通信,部队很需要,于是整个系连老师带学生全部参军了。一参军就换上军装,就进军校了,电讯系参军搬到了张家口,就是西电的前身,当时是军委工校。我们去的时候就知道部队需要人,去了以后学业继续,还是技术学习,因为老师也都去了,整个系都搬去了。当时女学生不是很多,原来抗美援朝参军的一批女同学,因为一开始学习苏联,授衔女军官的比例很少,所以把女学生全部转业到地方了。我们因为大学学了好几年了,快毕业了,就留下来了没有转,一直学到毕业。这几年中间换了很多学校领导,都是部队上的,最后的毕业证发的是通信工程学院的。毕德显院士当时是我们的系主任,还有很多老师。这个系在我们来张家口之前是军委工校的一部,主要是学工程的,当我们整个系搬到张家口以后,师资力量就强了,不久就改成通信工程学院,就正式变成学院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建制,学院里面系就分了,包括:无线系、雷达系、有线系、计算机系。原来只是学工程,而且是通讯方面的多,成立通信工程学院以后,紧接着是学苏联,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的框架,就有了通讯系:无线通信、有线通信、雷达系统等。

听到参军的消息还是比较高兴,当时抗美援朝参军不容易的,特别在东北,学生比较少,好不容易从南方来了一些学生,南方参军比较容易,北方的学生特别是东北的学生从学校直接参军的比较少。

记者:丁老师,您刚才提到参军之后就从大连搬迁到张家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张家口时期的生活吗?

丁鹭飞:张家口是塞外,当时是很苦的。我们就住在张家口胜利公园旁边,住的就是小日本兵住的兵营,矮房子。张家口温度比较低,宿舍就烧煤炉,住在炕上,是连铺炕。做学生的时候,那个炕上大概要睡七、八个人,一个挨一个。一般是进屋以后是一排炕,炉子只能放在一个地方,离得远的就会冷一些。当时是烧有烟煤,很呛。因为是有烟煤,火比较旺,所以烧得很快,在半夜值班的干部或同学就来加煤,加煤来保持这个炉子是热的而且还不能把同学吵醒。吃饭就在食堂里,张家口吃面食比较多。在大连我已经锻炼过一段时间了,大连的生活也很艰难,在大连的时候,主食是苞米,吃苞米蒸的发糕。现在认为粗粮是很健康的,但是当时天天吃就受不了了。而且苞米蒸的发糕,这一顿吃不完,剩下的再蒸一下再吃。我在大连的时候,每个礼拜有两次加餐,吃一顿米饭,吃一顿馒头,其余时候都是吃发糕。在大连吃了一年多苞谷面,所以到了张家口还是可以适应的。那时候年轻,我们南方人去的很多,因为刚解放,大家都愿意到老解放区去,所以就到了北方。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华侨,我们班就有几个华侨。刚解放的时候,很多海外的华侨就回国了,是华侨的子女回来了,他们的父母可能还在外面,那些华侨子女回来读书,有香港的、东南亚的。这些华侨一开始也在大连,然后一起到了张家口。

记者:你们从张家口搬到西安,您初来西安的印象是什么?到了西安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丁鹭飞:58年我们搬迁到西安,当时搬迁不容易,还要带上设备,学生是用车皮拉过来的。当时我们准备搬迁的时候,西安校区已经建设了。上面决定了要搬迁,原来是考虑要搬到北京,据说就是北农大的校址,后来又让搬到西安。那个时候我们刚工作也管不了这么多,让我们搬迁我们就来了。我刚来西安的时候,这一块周围都是麦地,是一个郊区,现在我们看主楼很矮了,当时主楼是很高的一个建筑。现在白庙村都挤得满满的,沙井村就是最近几年建设的,那个时候全是麦地,我们要到最近的西工大去都没有路,二环这片都没有路,跟农村一样,踩出一片地来就是一片地。                                        

学校是58年搬到西安的,搬过来不久就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天天开夜车。操场上面架了一些土炉子,把铁门拆了炼钢,炼出来一堆废铁。大炼钢铁的时候课也不太正常了,大跃进时期,我们那个时候要大搞科研,我们一些教员就抽出来搞课题。当时成立了五楼研究室,研究课题的人在五楼。进入五楼是个很难的事情,主要是要审查家庭、社会关系。到五楼的政审比较严格,上五楼还要有专门的出入证。当时雷达的课题就有好几个,还有和外单位合作的,我当时所在的组就和航天部二院合作。研究的课题有经费支持,大跃进时期要求有跃进的姿态,要很快弄出成果,但是科研的事情不是跃进就能跃出来的,大家还是用跃进的精神,所以很少在12点之前睡觉的,早上一早就去,吃饭下来,五楼都有通宵灯。我当时还没有孩子,一天都待在研究室做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59年以后,因为有了孩子,我就下来了,他们那个课题还继续,有一部分没有做完,二院就去做了。后来五楼逐步解散了。

记者:丁老师,从张家口搬到西安之后,又有一次搬迁的经历,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丁鹭飞:因为雷达很重要,要专门成立一个学院,于是就成立了雷达学院,搬到了重庆,雷达和雷达有关的专业都去了。雷达学院大概成立了两年左右,又发生变化,这个学院要一分为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主要是搞研究的;一部分归总参通信兵部,主要为部队服务。那两家都需要专业人才,所以就把雷达学院一分为二,一部分从重庆回到西安,我就又回来了。雷达部一分为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一部分归总参通信兵部。然后把西电的通信专业一分为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一部分归通信兵部。到了66年转业的时候,上面的精神是认为西电的专业主要受技术,和部队直接方面联系不大,就整建制转业,我们在文革发动初期集体转业了。

当时我们留在重庆或是回到西安都是组织划定的,就是分配你到哪你就去哪。无形中也把我们的力量削弱了,原有的力量分散了很多。留在重庆通信工程学院的干部保存下来的一部分人,后来又到了南京成立了通信工程学院。南京还宣传了毕德显院士,毕院士去了南京,他是从重庆到南京,是那个学院的副院长。

记者:丁老师,您毕业之后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这一角色的改变,您从教时期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时雷达还是新事物,招收的学生多吗?

丁鹭飞:我毕业之后就留校了,留校当时有一定的比例,因为学院刚成立,早期的几批学生相对来讲有一点优先权。戴树荪老师在大连的时候比我高一届,樊昌信老师是清华或北大,保铮院士也是我们那里的,和戴老师是同班的,他们在大连工学院的时候比我早一届,后来他们是按照正规的大学四年就毕业了,我们这一班学习苏联,课程里面加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了五年多。

因为我是雷达系毕业的,留校后就在雷达教授会做教员,教授会就是现在的教研室,教授会这个名字可能是跟苏联学的。那个时候我们雷达系大概分了两个教研室,一个是雷达基础方面的,搞有关雷达基础的,如自动控制等,我所在的教研室是搞雷达军用机的,又叫军用机教授会。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雷达教研室有,40多教员,戴老师是教研室副主任。发射组专门搞雷达发射机,接收组专门搞雷达接收机,导航组搞导航,雷达组搞雷达,有四个组,每个组有10多人。当时老师们都有军衔,在部队里面收入比地方相对好一些,教研室老师之间没有很深的等级观念,不是生硬的关系。

当时西电的雷达工程系几乎是第一家,以后像北工、清华才陆陆续续有了雷达系,所以我们比较早。后来有雷达专业的就比较多了,改革开放以后要加强基础。之后雷达不作为一个系,而是在电子工程系下面有雷达方向。当时我们是第一家,实际用的教材主要是自己编的,编的时候老师们就看材料看资料。50年代苏联的书籍比较多,所以我们主要是看他们的书,然后把他们的书和课程结合起来编写我们的教材。也有个别是翻译的,还有较少整个翻译过来的,主要是老师们自己看,看完消化之后自己编写。

那个时候雷达系的学生每年一个班,一个班几十个人。由于学生直接为部队服务,就要学军用机,军用机有几部典型的雷达,有跟踪雷达,有搜索雷达等。学生还要到机器上去实际操作。学生毕业之后总的来说是到了部队,但是真正下部队的不是太多。军校留了一些学生,刚解放时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雷达修理厂,自己不会做雷达,就把收缴的雷达修复,然后仿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特批了一下,把我们这一届学雷达的一部分人就转到地方上去了,他们学习俄语,学完俄语之后准备派到苏联去接产品,接回来之后仿造,所以我们班里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就留在工厂研究所搞技术。现在我们雷达方向有一位院士,王越院士,就是我们班毕业的,毕业之后本来应该到苏联去,后来没有去成,就留在了研究所里,他工作很好,现在在北京。

记者:丁老师,当您在西安听说西电要变成地方院校当时您怎么想?突然转到地方,归属单位变化了,学校的日常管理有变化吗?

丁鹭飞:转成地方大家不太愿意,因为在部队待了很长时间,当了十几年兵,部队已经习惯了,一下子转成地方,心里还是不太高兴。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西电在军队的系统里面还是非常有名的,西军电的级别很高,很多省里看不到的文件发到西军电来贺龙视察的时候来过,彭德怀的侄女在这里待过。哈军工的建制更高一些,哈军工现在分掉了,它的核心部分就是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搞的是最好的了,有几项很突出的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是分到部队上去了,现在在军事研究部门的比较多,军工方面、国防工业方面的比较多。部队系统行事的方式都和地方不一样,地方学校的学习氛围是不一样的。转成地方学校之后,学校的管理系统就变了,上面像断了线一样,找不到人说话了。咱们部队院校跟一般学校应该还是不太一样,政治学习比较多。

转到地方以后,很快就文化大革命了,大家都造反。文革时期我去了郿县,林彪下命令后就下了农村,老师们除了一部分革命派留在了学校,其余的都去了农村。造反派的核心占据了学校主要位置,要求我们下去,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农村后跟农民一样劳动,住在老百姓家里,吃饭咱们学校的老师在一起。我下去养猪、割麦子。下农村能够体验一下生活。文革时期课也停了,科研也停了。伟大领袖说了,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了,把老师们划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学校学风很好,学风一级比一级好,学习的态度、追求,整个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本科教学已经很少了,带的研究生的课程。当时研究生不多,上课大概也就几十个人。我上的是统计信号处理的课,没有上雷达的课,那个时候我没有来得及编写教材,用的是翻译的教材,保铮院士是雷达系的系主任。

记者:丁老师,您从教多年,诲人不倦,为什么您编写的教材成为教材畅销书?您当时是怎么样组织编写教材的?

丁鹭飞:我们编写教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认真,因为你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地方,写下的话自己要负责一辈子,再者教材写了要影响很多人,如果写的不对的话你自己也过不去,你传递了错误的东西给别人。编写教材应该是多年教学的积累,好多问题是你上课怎样讲解别人是容易接受的而且能把基本的规律反映出来。编教材的人一定要是讲过课的,自己对这一门的内容比较熟悉,而且教材本身不是资料的堆砌,而是知识有机的贯彻。所以我们这个教材八零年是全国统编教材,我们负责这部分,也根据使用情况有所修改,原来很厚,后来分成一个雷达原理,一个雷达系统,雷达原理部分又根据技术的发展逐步修订,我认为好的教材关键还是内容要好,讲述的方法对人的思想有所启发,不是死板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有人找我继续编写五版的教材,我说我不能写了,因为我脱离教学实践很长时间了,我写不出新东西来了,创新不出东西来了。一个教材是需要花心血的,不能随便写。

编写教材的时候是一个团队去编写,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我当时主要采用给每个人合理地分配一些任务的方式组织编写,用各人所长,统一在一个编写思想下,通过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把思想贯穿下来。雷达牵涉的面很广,哪个人熟悉哪一部分就负责哪一部分。编写教材时人与人要相互信任,既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且还要让利的,你自己的利不要看得那么重,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名利思想太严重了,就是把自己的名和利的算盘打得太精,假如把这个放开,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处了,假如你争取的利益损害了别人,别人当然不愿意,名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要把物质的东西,名利的东西看淡,一辈子做点事多好,整天想着利益就庸俗了,你自己能够做一点事情,真正能够是对别人有好处的,哪怕看你书的人觉得有收获,这种安慰比你物质上得到的安慰要好得多。现在社会物质的诱惑太多,名利看得太重。我们那个时候思想非常单纯,单纯到我这一辈子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就觉得比较满足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假如你是为了追逐这个差距,你自己非常苦恼,还不一定得到;假如目标定位在做一些工作,干一些事情,目标看得远一些,也可能真正能够得到。

记者:您能给我们举几个当时学风或者教风严谨的例子吗,比如集体备课,编写教材之类的,您亲身经历的或者是教研室做的。

丁鹭飞:不光编写教材,当时教师在备课上的责任感是很强的,一心想把课程讲好,而且讲的一定要让同学搞清楚。每堂课都要搞得很清楚,所以教师准备一次课花的精力是很多的,这堂课没有备好真的是饭都吃不下了,课首先要自己把自己讲通了,然后什么地方不行,查有关资料,旁证你这个说的是对的,所以备课是非常严谨的。备课之后要试讲,新教师试讲的次数要多一些,教研室主任也要试讲,试讲的话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听,因为都是内行,一听哪个地方讲的不对,不合适,学生不容易听懂,都要给你指出来,所以试讲的时候讲课的老师很认真,听试讲的老师也是很认真,存在什么问题肯定要指出来。教学上试讲指正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个是教研室试讲,另一种是老师讲课的时候组织大家都去听,然后评价。那个时候对讲课很重视。

那时候申请一个博士导师要到学术委员会去讨论,到北京去讨论,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弄这个事情,要去北京到处走关系。中国自然科学还没有一个诺贝尔,诺贝尔获得者几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研究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在浮躁着,想着走什么关系,拿一笔钱回来,思想怎么集中到搞关系方面,真正的科研需要安下心来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问题。

记者:现在有个统计,77届、78届一共出了7个院士,目前这个数量在国内算是比较高的,这个年纪的人受军队作风影响很大。您觉得军队作风对当时我们学校培养人才有什么影响?您认为怎么把西军电的优良传统融入到当今人才培养上?

丁鹭飞:部队的管理很严格,学生年轻的时候自由散漫,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有规范的行为,要按时起床,上课,在管理上还是很严格的,年轻的时候把一些坏习惯整治过来,那个时候还要上军事课,半夜去野外拉练,给你一个地点,你看着地图回来,可以增强生活能力。学术上的自由要有,培养一些吃苦耐劳的品质是好事情。

我认为西电的学风是比较扎实的,不搞嘴皮子的一些东西,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所以我们教学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先把这个问题搞得很清楚,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因为真理是很简单的,是不是事实也很清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强调概念要清楚,要把这个问题本身自己搞清楚,我觉得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再者是实际的肯干,不是只耍嘴皮子,所以出去如果搞关系我们可能搞不过人家,但是扎扎实实搞一些东西出来还是需要这种踏实肯干的作风的。

现在我们的学生在外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学生基础比较好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当时有实习工厂还有实验室。学风比较好,作风比较扎实,肯干。中兴、华为里面的骨干西电的比较多。

记者:当时的老革命家在管理部门吧,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领导或专家有哪些?他们有哪些品质影响您呢?

丁鹭飞:学校60年代就转成了地方,原来的人都是认识的,都是部队的。当时我们院长政委都是有军衔的,转到地方这些人没有了军衔,是地方的待遇。军人做干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我们这个地方当干部的军人也不是纯粹打仗的,他们很多都是通信系统出来的,一般是懂技术的,是部队的知识分子。所以有的干部既有老干部的优良品质而且还懂技术,懂得珍惜技术人才。老革命家工作的话都是当各地的领导,部队院校在政治上还是突出的,抓政治比较多,政治和政策是需要人去掌握的,看人的政策水准和当时社会的情况,同样一件事情你怎么处理、处理的程度就看出你水平的高低了。像后来的吕白院长是很好的领导,我当时直接在他的领导之下,吕白院长原来在我们系当过系主任,之后做了学院的院长,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非常民主,爱惜人才,做事也很公道,但是一有运动人们就批判他右倾。因为他很懂技术,自己是搞通信技术出身的。在张家口之后搞了高工班,把技术干部都弄来学习,也学了一两年。技术方面也学习,军事方面也学习,所以像吕白这些老干部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干部就不敢恭维了,业务水平不高,个人品质不是很端正,到了运动的时候就会整人。是上面说啥就做啥,再掺杂点个人的东西。

毕德显院士给我上过课,当时开设了很多课,哪个课没有人上了他就上。我们那个时候要上电波传播,没有人上了,毕老师就上,课程第一次开不出来了,他就开,电磁学他也开。你听他讲课,不是干巴巴的,听他讲课就是另外有一种味道。毕老师人很好,诲人不倦,知识渊博,功底也很深厚,很有远见。

责任编辑: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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