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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往事】刘增基:一位科研战士的经历
时间:2015-05-13 15:15:49来源:西电往事工作组点击:

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一位科研战士的经历

学生记者 邢志伟 杨婷

人物简介:

刘增基, 1937年11月生于浙江丽水,1955年7月高中毕业后志愿入伍,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我校前身);196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电信工程专业(我校前身),并留校任教。

刘增基教授主要从事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科研工作,作为主研人之一,于1976 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流星余迹与电离层散射通信系统(HX-101D),获1978年科学大会奖。曾被评为机械电子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成为中国通信学会会士。1991~2002年期间,担任“综合业务网理论及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3~1997年兼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艰苦而愉快的军校生活

我是1955年7月毕业于浙江丽水高级中学,保送到我们学校,也就是当时位于张家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经过四十多天的入伍训练,正式开始了大学学习。在当时,我是在无线工程系学习,按规定是五年制,本来是1960年7月毕业,但因为反右运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延长了一年。在张家口,当时我们学校规模不是很大,无线工程系、有线工程系、雷达工程系、指挥系和通信系是学校的五个系。像我们班九十来个人,有的班五六十人。张家口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些。住的房子是日寇占领时期留下的房子,十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冬天最冷的时候到零下28度,我们依然要外出,进行射击训练、战术、通信等野外作业。虽然是零下28度的严寒条件,但是非常锻炼人,不管是身体还是意志。

学习的课程跟现在的通信工程专业的课程差不多,有工程制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化学、外语(当时是俄语)、电子理论基础等公共理论课,以及无线电理论、电子管、电子线路、脉冲技术等专业基础课和以天线、发射机和接收机等设备展开教学的专业课。58年学校从张家口迁到西安,59年学校改名为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也就是我毕业证书上的学校名称。60年参加科研,61年补课至七月毕业,这大概就是我的学习经历。

回忆当时的学校生活,让我记忆深刻的是55到56年全盘学习苏联,作为军校,实行严格的正规化管理。整个学校的氛围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毕业前,因为参加科研工作耽误了一些时间,好多课都没上完,当时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个报告,就说我们还有好多课没上完,要求补课。第二天,院长就召集一些主要的老师还有系领导一起开座谈会,当时还是普通学员的我,一方面很高兴看到院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另一方面我还是有点害怕,怕被批评一通,说我组织纪律性有问题,随便越级向领导反映问题。但是令我出乎意料,院领导完全接受我的意见,甚至马上决定,开始补课。而且配备的老师都是比较强的老师,比方说樊昌信老师给我们讲超高频技术,赵华孟老师讲自动控制。这令我很感动,也是我们学校一个优良的传统。

追忆恩师

学校的老师对于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当时没有职称评定,统一称为教员。我当时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其中一个是教我们高等数学的何国伟老师,几十年后在上海的中兴通讯公司的休息室,我当时对旁边的人说,我们过去,高等数学讲得最好的就是何国伟老师,这时旁边坐的人说,我就是何国伟啊。他当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去中兴公司作一个讲座,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恩师却不认得了,在休息室喝水的时候却遇见了,这真是太巧了。

另外一个老师是教电工理论基础的吴耀曦老师。他的课讲非常精彩。本来这个电磁场很难,大家都难以学懂,他讲的课思路非常清晰,每堂课都能给人一种超级的享受。我们当时没教材,我们就上课记笔记,然后看苏联翻译过来的两本参考书叫《电工理论基础》、《电工原理》,这两本书都很大很厚。吴老师的电磁场理论基础讲稿后来还成为了我们学校的教材。可惜的是,吴老师后来被打成右派,到天津712厂了。

还有一个就是刘国梁老师,现在也是80多岁,刘国梁老师当时教过我们《晶体管电路》,是一门很新的课程。后来他主持一个毫米波通信项目,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套毫米波通信系统,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我参观过他们做的东西,天线像一个锅,大概450毫米直径,天线方向对准后,通信距离可达15公里,能通960路话,这个项目也是一系跟六系合作的项目。这个项目还是搞得很好的,后来就转入设计定型,交到二十所了。我还有幸看到过后来的样机,天线比较小,通信容量大,而且在黄河两岸边做过实验,效果良好。交到二十所后,学校就不继续搞了。实际上如果进一步再搞的话,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成绩。刘国梁老师还编了一本卫星通信教材,也写得很好。

还有一位是教脉冲技术的谢希仁老师,他讲课非常生动,引人入胜。后来他去南京通信工程学院了,成为著名的计算机网络专家。再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陈太一老师,什么课别的老师讲不了他就给我们上。比如说《单边带技术》这门课,就是陈太一老师来讲的。后来,快毕业的时候,他专门给我们补过一门课,叫《信息论》,就是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这些通信当中的技术问题。讲了20小时,但这个20个小时啊,对我来说,作用很大,受益终身。

陈老师后来从学校调到通信部当总工程师成为工程院院士。当总工程师的时候,他还关心过我们的科研项目,就是流星余迹通信。曾经叫我写过一个报告,报告题目叫《流星通信系统的若干问题》,为什么叫问题,就是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并且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个报告大概有3万多字,后来就发表在西电学报上,1976年《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学报》第2期。那么这个报告,他看了以后,跟学校科研处的人说,他觉得这个报告写得不错。其实报告当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信道特征,第二部分系统工作方式,第三部分设备参数,总的基本思想就是系统的工作方式要跟信道特征相适应,就是主观要跟客观相适应,系统的工作方式和系统的设备参数是人们主观的产物,而信道特征则是客观的规律,你的主观只有跟客观符合了才能成功。同时这份报告反映了求真务实这个精神,既肯定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优点,同时又指出它不足的一面。报告还给这种通信系统指明一个合适的应用场合,就是战略通信辅助手段。

还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欧阳文,他原来是解放军报总编辑,到西电来当政委。那个时期是西电教学最稳定一个时期,大概是1961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因为1958年大跃进,后来发现问题很多,结果经济就进入困难时期。为了解决问题,中央采取了一系措施,主要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这种形势下西电这段时间是最稳定的一段时期,确确实实,教学抓的比较紧。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有1957年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耽误一年,1958年又有好多劳动,影响了一些,1960年又搞科研,把学生拉上去,教学秩序不是太稳定。

欧阳文是政委,他讲党史。讲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彭德怀发动了平江起义,还有邓小平在广西发动的百色起义等。当时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欧阳文是平江起义的参加者。但是那个时候是六几年啊,彭德怀已经成了“反党分子”了,所以我们政治教研室有两位老师,就把这个情况向总政汇报,说欧阳文歌颂彭德怀,为他翻案。总政立马派了工作组,在西电就抓了一个反党集团。当时叫做欧叶申马李反党集团,欧是欧阳文,叶是叶显锐,当时的副政委,申是政治部副主任,马、李是政治教研室的主任,在西电就搞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批判。

在批判过程中,许多无限上纲的事情就发生了。欧阳文是一个人来到西电的,据说连秘书都没带,但是很快他团结了很多人,所以就形成了所谓反党集团,这个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欧阳文讲过一句话,你们要集中百分之百精力学习,这句话有“毛病”了,要是你集中百分之百精力学习,那政治挂帅呢?还有,看到学员宿舍里到处贴着毛主席像,他说到处贴着不雅观,应该去掉一些,这也成了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了。这种无限上纲的事搞了很多,几乎就把他打倒了。文革后,他被当做“死老虎”整天敲着锣,喊我是反党分子欧阳文,拿着大扫把扫马路。但是他是很务实的,欧阳文在工作期间还到我们实验基地来过两次,不过每次都戴着草帽。后来一直等到彭德怀平反了,他才得到平反。

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研制

我1961年7月份毕业后,组织分配留校。当时没有回家,暑假里就分配给我一个工作,在实验室里做一个实验板,关于发射机调制的实验,大概一个礼拜就完成了。后来一系的主任苏长生找我谈话,叫我去沙井村的一个实验基地参加一个科研项目,该科研项目就是流星余迹通信。这个项目前面已经搞了一年。当时是夜里工作,因为流星余迹的数目在早晨比较多,大概最多的时间就是夜里一点到早晨八点。因为当时设备不是太好,能观察到的流星数目都比较少,大概一个小时有一百来个,可以利用到的,几十个到一百个不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系里委托胡征教授,樊昌信教授去指导工作,建议从比较基础的工作开始做。所以从1963年开始,我们进行了传播规律的研究,进行了持续一年的流星余迹前向散射传播规律的测试。

1963年之后开始研制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第一代是电子管,是1965年完成的。我主要负责的是其中的控制部分,第一代叫做HX101—A, HX是代表红星,101代表101研究室,ABCD表示型号。整个系统是双向的,建在北京和西安之间,当时整个设备全是电子管,主要分为五大部分。收发信机,是一部分,主要利用现成的电台,发射机的功率放大部分是我们谬锦标老师搞的;收发天线,是采用双层八木天线,是荣彰涛老师负责;包洲老师和我负责控制部分,控制部分整个像写字台一样,上面有一个控制台和许多控制设备;终端设备由吴海洋负责。

当时国家没有别的单位搞,所以说我们是第一也是唯一。采用的主要技术是门限控制和差错控制结合。差错控制,英文缩写词就是ARQ,当时ARQ技术还是比较新的。当时为了实现差错控制,信息的存储和处理设备就比较复杂庞大,所以基本上两个大机柜,一个大写字台,发射机在另外一个机房,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设备,大概有一吨重。

1968年1969年断断续续搞了一些科研,到1973年就完成了第二代HX101-B。第二代全部是晶体管,控制设备和终端小下来了,在 1973年做过一个鉴定。当时我们学校隶属六机部,学校最早是属于国防科委,是军校,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前就集体转业,在文化革命期间,转到六机部管。六机部是属于为海军服务的,所以我们学校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派的军宣队都是海军的军宣队。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鉴定,鉴定以后,确定小批量生产三套,在部队试用。我们在小批量生产之前又作了一些改进,改进以后,称为HX101-C。曾经在海军、空军试用过一段时间。

流星余迹一方面有很多特点,通信比较可靠,流星余迹不是像我们看的那么少,特别是在零点到上午12点这一段时间内,出现比较频繁。所以通信比较可靠。另外是突发传输,就是短时间突发传输,所以它的隐蔽性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原来最早远距离通信靠的是短波,它比短波要可靠,不需要经常换频率,所以它作为远距离通信的一种重要手段,应急使用是比较适合的。但也有它的缺点:流星是间隙出现的,比方一个小时一百次,每次假定说半秒钟,平均也就是一个百分之几的时间可以工作,可用时间只有百分之几,那么相应地来说就要有一个等待,就是在流星出现之前要等待一段时间,大概平均的等待时间有两到三分钟,有时候可能要等5分钟,甚至十分钟,特别是下午,通信的及时性就有问题了。当时有些老干部也到我们那儿看,特别是管科研的一些干部,他说,过去打仗时就是拂晓发起进攻,那么你这个命令能传下去就能立功。但是下午等待时间长终究是个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怎么样来减小等待时间。

根据统计规律,流星的质量每低一个数量级,它的数量就多一个数量级,就是说小流星还是大量地存在的。所以你要设法利用这些大量的小流星,作为通信来讲,信号弱了必须把噪声也要降下来。噪声要降下来,就要把带宽减小,把带宽减小就是要把信号的速率降低。当时我们那时候速率也就是流星余迹出现的时候每秒2000比特,但是大量的维持不了2000比特,最后我们就想,能不能把速率降下来,那个自适应变速技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还是很难实现的,现在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时,就采用两种速率,一种就是很低的速率,基本上就是几十个比特每秒,一种就是所谓高速就是2000比特每秒或几kb/s的速率,这样,大小流星都用,这时候基本上就连续了,那些小流星信号是重叠在一块儿的,这也是电离层散射的机制之一,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流星余迹与电离层散射相结合的通信体系,就是HX101-D。这个后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试验成功。

1976年的下半年,我们去了西北地区,参加了核效应试验,我们学校的设备是两套,一套是这个HX101-D,一套是HX101-C,一个是流星余迹突发通信,一个是变速的,叫流星余迹与电离层散射相结合的通信体制。这两种通信体制,一共建了两条线路,一条是酒泉到阿克苏,另外一条是酒泉到库尔勒。我到了酒泉,吴海洋到了阿克苏,包洲老师到了库尔勒。当时核爆炸的中心在罗布泊,我们的线路正好就是跨着这个中心的,核爆了以后,通信到底是改善了,还是变坏了,还是中断了,做这个实验,叫核效应试验。

这个试验所搜集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是作为绝密资料,后来保存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了应对核战争,我们国家进行高空核爆炸试验,后来核爆炸就转地下了,现在核试验都禁止进行了。1976年核爆炸试验是最后一次,所以赶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实验证明流星余迹通信在核爆炸以后,信号是增强了,所以通信效果比较好。但是,很可惜的是核爆炸两小时后我们就撤离了。上面有命令,叫大家赶快撤离,设备撤下来还要火车车皮运,有天线,有铁塔架。我们在酒泉坦克师的一个练兵场上面架了两副天线,天线架高是32米,所以要撤收需要一个时间。实际上按照当时我的观点,还要最起码试验8个小时。但是没办法上面叫撤就只好撤走。上火车的时候,是从新疆开过来的火车,我们从酒泉上去,已经没有任何座位了,都是坐在地上回来的,所以核效应试验,就这样完成了。

1976年以后,基本上用的是小规模集成电路,当时一个片子就是两个触发器或四个与非门。这些东西都是国产的,是我们西安延河无线电厂出的,可靠性就不是那么高。机器不能停,一旦停下来就要去换一批片子,每个礼拜一早晨我到实验室就要换十几个集成电路片子,当时集成电路片子是用烙铁这么一条腿一条腿焊的,小规模的,一共16条腿。

80年代以后,在一系101室,在包洲老师的主持下,还研制成功HX101-E型机,这是一套用微处理机控制的流星余通信系统。单板机代替了原来的大机柜,而对流星的利用率却提高了2-3倍。但是天线还是那么大,因为麦克斯韦方程所揭示的电磁场的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当然任何一个通信方式啊,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不是说唯一依靠这个东西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有个基本观点,就是流星余迹通信是个重要的战略通信手段,但是它是一个辅助的通信手段,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通信手段。特别是卫星通信出现以后,卫星通信的容量也好,传播的距离也好,覆盖面积也好,都远超过流星余迹通信。但是卫星一旦被毁就连一个比特的信息也传不了了。

短波快速通信机的研制

80年代以后,我还在一系101室,电子部给我们科研处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要研制一种轻型快速通信设备。这个项目是总参二部提出的,这个东西是敌后侦察小分队或特种部队跟派出单位进行情报传送的一个手段。它主要的指标就是在0-200公里范围内,任何地点都能通,这是一个基本要求。第二个,背负的设备在十公斤以下,今天来说十公斤算大的了。但是你这个十公斤的指标就限制了发射的功率,不能超过15瓦,要200公里范围实现通信是不容易的。现在移动通信的功率那么小,像你的手机,你的通信距离才是几百米,手机到基站,是几百米,一两公里了不得了。对讲机现在也就是几公里。所以要通信200公里,设备不能超过十公斤是有难度的。还有一次通信的时间不能超过一秒,就是说如果你时间长了就暴露了,也就是要快速突发。所以这样几个要求都是很苛刻的。

其实当时电子部在给我们学校布置这个任务之前,已经在全国找了好几个单位,人家都不干,然后就跑到西电,西电科研处就叫101室干。当时我就负责这个项目。分析的结果认为有可行性,所以就开始了工作。从83年开始到85年左右,通过从方案制定,到经过性能测试阶段,做过一个实验,实验的结果相当不好。这个时候,电子部分管这个项目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也干不了,反正这个项目是科研,可以失败,反正难度也很大,所以劝我们不要干了。但是我们不能不干,这个时候就是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看失败在什么地方。

我们根据短波电离层反射信道的特征,这个系统采用时频调制加调频,原信号宽带设计为32KHZ,与现有电台不一致,许多干扰都进来了,后来把带宽缩到10k左右。另外就采用混合二型ARQ,就是混合二型ARQ也是检错,重传,就是有错可以重传。人们通话为什么比较顺利,就是有时候第一遍听不清还可以重复,但是你作为机器来做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难的。就是说采用接收端发现错误,请求对方重复,第二遍不对再说第三遍。但是这样的话,又跟隐蔽性发生了矛盾。你老重发不是暴露了吗?所以我们采用的就是混合二型。混合二型的基本思想就是,第一遍如果对了,就不重发了,第二遍,重发的东西不是第一遍的简单重发,而是第一遍中信息码的校验码,第二遍过来的,跟第一遍虽然有错误,你还保存下来的信息,再进行一个纠错运算,信息码和校验码一比一,这个纠错能力相当强。当时采用的就是由金立军老师设计的一个BCH码,纠错这一部分主要是他负责。再呢,加上我们学习了微处理器,所以也就用了微机控制。这个轻型快速通信设备采用的几个技术,就是时频调制加调频,混合二型ARQ,突发传输和微机控制。到了87年我们就搞成了,就出了性能样机。

性能样机在西安好多地方做过实验。比方有一次我们就到富平,富平跟西安,大概六七十公里,还有到好多地方。性能样机做了个鉴定,鉴定完了以后决定要搞设计定型样机。因为部队装备的研制,它需要一个过程,后来慢慢就明了了,先是预演,预演允许失败,预演完了以后就是叫做演示验证,就是相当于我们后来性能样机阶段。性能样机要做实验的,要野外实验结果,性能样机做了鉴定以后,看看能不能定型,然后就做设计定型样机。设计定型样机做成以后,科研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在1990年完成了设计定型样机,经过一系列例行试验、可靠性考核和部队试验,最后通过了设计定型鉴定。这个设备由总参二部定名为BCT605型快速通信机。

这个设备包含一个主站(装车)和四个从站(背负),构成一个小型的网络。该项目一共经过了差不多八年时间才完成,八年时间经过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性能样机阶段,一个是设计定型样机阶段。最后是转厂,转给一个工厂去做了,学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个设备,经过几年以后也就落后了,所以并没有继续大批地装备部队。因为现在你要是十公斤,那就是显得太重了。当时为什么十公斤解决不了?因为电池解决不了,电池本身大概就要六公斤,铬镍电池。现在用锂电池,最近还有什么新型的燃料电池等等,这个大大缩小了。现在笔记本电脑的锂电池电流比我们消耗的电流要大,所以当时技术条件下就是做得到这样。

ATM交换和接入设备的研制

1984年我参加过一次国际通信会议(ICC),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在这个会上我很明显感觉到一个趋势就是搞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全世界形成一个热潮,回来后我就传达了一下,我跟系学术委员会建议,应该搞一搞这个方向。

系里把我调到108教研室,加强计算机通信专业的建设。除了教学工作以外,我的工作重点还是搞科研。后来我们重点搞的是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其中有一个关键技术 叫ATM异步转移模式,这个全世界风行。我们争取到一个 863项目,由 54所牵头,西电成电三家单位联合,西电负责的是ATM交换,成电负责的是用户接入设备。我们并没有现成的东西,也买不来,所以靠自行设计和研制。当时我们与华为公司寻求合作。华为公司态度很积极,这个当时是通信技术的一个制高点,那它一定要占领,不管今后用途怎么样。所以这样子就合作成功,搞了个ATM交换机。

从今天来看,这个ATM交换机容量也是比较小的,是1G左右,就是交换的容量是一个G,八个端口每个端口是155兆比特每秒,这个是有一个国际标准的。8×115M就是1.25G,全部的板子,硬件,自己做的,但所用器件FPGA等是从香港买来的。另外,控制部分就是要有信令系统,信令软件,全部是我们师生自己设计的,周代琪老师带领几位研究生利用华为公司的条件在1996年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交换机,而且这个交换机还跟成电的用户接入设备进行了联试。

1996年3月北京举办863十年成果展。在筹备过程当中,当时54所孙玉院士,863通信主题专家组副组长提出:能不能跟窄带网,即现有的电话网互联互通,我们的人在北京,搞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一块板子实现了。所以,展览之前完成了宽带综合业务网实验,包括电视、电话、还有计算机高速数据通信。ATM交换机当时不光是我们西电搞,北邮雷振明老师也搞了一个。所以西电说我们搞出我国第一台ATM交换机,前面加了个定语,具有信令功能的ATM交换机。那么北邮那个呢,没有信令的,所以他们严格讲不能叫交换机,是交叉连接设备。

“九五”期间,我们与54所合作研制成功一种区域ATM网。这次是54所负责ATM交换机,西电负责ATM用户接入设备,也就是一种数字的多业务复接分接设备。多业务包括会议电视、以太网接入、数字电话以及多媒体业务。

我们一共搞了三台用户接入设备。联合试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验在西电做的,所有的终端到西电来,就在我们这个老科技楼四楼,包括54所的会议电视终端,30所的数字电话终端,还有我们自己的以太网和计算机,在这儿联试。第二阶段是西电的用户接入设备与54所的交换机进行联网试验。当时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通信工程学院院长,我在54所待了差不多也有半年的时间。这个项目,主要做的是用户接入设备, ATM方面我们算是比较完整了,做过交换机,又做过用户接入设备。

2000年,上海贝尔要做一个通用业务平台,也是863项目,正好我一个博士生叫彭雄飞,他在上海贝尔参加了这个项目,他就建议贝尔跟西电合作。所以这样的话,只有十个月时间,搞了一个ATM为基础的通用接入平台,实现了多种业务的综合接入。当时,我们在54所那里作用户接入设备与交换机的联试,又开辟了个“第二战场”。54所那边没完,后来就我和另外一个博士生在那儿盯着,把很大一部分人抽到上海,由邱智亮老师带领在上海贝尔这个环境里头做。因为它是大公司,有很多便利条件,加上他们日夜工作,夜里经常工作到两三点,十个月时间完成了,最后评比全国是第二。上海贝尔非常满意,给西电也发了感谢信。

所以在ATM方面,跟华为、西安大唐、上海贝尔、54所都有合作。我得出了一条经验,学校和企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对完成项目是很有利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实用的项目,比较大的项目,如果是我们学校单纯自己去做,可能做不到那么快,也做不到那么好的程度,因为考核有很严格的指标,必须是脚踏实地去达到。

寄望西电学子

原来西电的学术空气一直不是很好,不像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空气不浓,因为原来对这种钻研科学技术的鼓励还是不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都是比较差。比如说原来胡征教授是很受我们学生尊重的,而当时他的军衔,最早只是个少校,过了几年才升为中校。技术人员,在军校里头一直都是低一等的。所以部队传统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当年军校里面学术空气普遍不好,阻碍了学术发展。我们学校真正学术空气好的是在保铮当了校长以后,当然全国的大气候也变了,这个大气候和小气候是有关系的。这之后,才是真正比较重视学术,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

学科建设后来发展了,搞了很多学科,我觉得还是要提倡合作精神。就是各搞各的,学科不交叉,不融合,学术不交流。在西电,学科交叉融合和相互交流始终是个弱项。比如说我们单科性的学院比较多,而拿桂电来讲,成立了一个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我们现在通信工程学院,基本就是个通信一个学科,原来还有个信息安全,现在也分出来了,成立另外另外一个学院。像我们前面搞这几个通信设备,都要包括天线、电波传播、收发信机、控制终端,有的通信设备还要包括保密设施。所以好多东西都是综合性的,都是系统工程。那么你就必须要多学科联合,但是我们学校校内反而做不起来。所以我想应该提倡学内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校外的产、学、研结合。

现在我觉得同学们,条件更好了,这是有利的一面。现在国家整个大气候很好,生活水平也不错,学校的办学条件也改善多了,校园大,实验室多,设备全。整个学校的规模,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比较齐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整个领导班子团结向上,积极奋斗,确实不错。再加上国家稳定,没什么干扰。剩下的问题就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个人努力最重要是应该有一个目标,你一辈子应该有一个较远大的目标。目标可以大一点,高一点,那么你就有奋斗的动力了。另外一个很重要,要学好用好辩证唯物主义,当时我们有这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课。就是从社会科学观点去学,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一定要掌握这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每一个事物的特殊规律都是由这个一般规律决定的。要反对唯心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是毛主席实践论的观点,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每经过一次循环,加深一步,一次比一次更生动、更丰富、更准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迷信书本,也不要迷信个人。迷信是愚昧,要去探求真理,坚持真理。

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如果说要成为一个君子,那么要学会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两个。我们这个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辩证的。我们的方法是辩证法,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物的辩证法。有些时候,把精神的东西强调的过分,像搞什么突出政治,认为一切我能想到的就能做到,这些都是唯心主义;但是如果说你反过来讲,只强调实际的东西,没有一点精神,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成了机械唯物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起码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东西是管你一辈子的,确确实实非常重要,我深有体会。我觉得这么些年科研也好,教学也好,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的话呢,除了客观条件和集体的努力之外,指导思想上要归功于这个,就是能够客观的,如实的去看问题,去反映问题,另外又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话,才能把一个科研任务很好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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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邢志伟 杨婷

人物简介:

刘增基, 1937年11月生于浙江丽水,1955年7月高中毕业后志愿入伍,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我校前身);196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电信工程专业(我校前身),并留校任教。

刘增基教授主要从事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科研工作,作为主研人之一,于1976 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流星余迹与电离层散射通信系统(HX-101D),获1978年科学大会奖。曾被评为机械电子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成为中国通信学会会士。1991~2002年期间,担任“综合业务网理论及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3~1997年兼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艰苦而愉快的军校生活

我是1955年7月毕业于浙江丽水高级中学,保送到我们学校,也就是当时位于张家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经过四十多天的入伍训练,正式开始了大学学习。在当时,我是在无线工程系学习,按规定是五年制,本来是1960年7月毕业,但因为反右运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延长了一年。在张家口,当时我们学校规模不是很大,无线工程系、有线工程系、雷达工程系、指挥系和通信系是学校的五个系。像我们班九十来个人,有的班五六十人。张家口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些。住的房子是日寇占领时期留下的房子,十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冬天最冷的时候到零下28度,我们依然要外出,进行射击训练、战术、通信等野外作业。虽然是零下28度的严寒条件,但是非常锻炼人,不管是身体还是意志。

学习的课程跟现在的通信工程专业的课程差不多,有工程制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化学、外语(当时是俄语)、电子理论基础等公共理论课,以及无线电理论、电子管、电子线路、脉冲技术等专业基础课和以天线、发射机和接收机等设备展开教学的专业课。58年学校从张家口迁到西安,59年学校改名为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也就是我毕业证书上的学校名称。60年参加科研,61年补课至七月毕业,这大概就是我的学习经历。

回忆当时的学校生活,让我记忆深刻的是55到56年全盘学习苏联,作为军校,实行严格的正规化管理。整个学校的氛围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毕业前,因为参加科研工作耽误了一些时间,好多课都没上完,当时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个报告,就说我们还有好多课没上完,要求补课。第二天,院长就召集一些主要的老师还有系领导一起开座谈会,当时还是普通学员的我,一方面很高兴看到院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另一方面我还是有点害怕,怕被批评一通,说我组织纪律性有问题,随便越级向领导反映问题。但是令我出乎意料,院领导完全接受我的意见,甚至马上决定,开始补课。而且配备的老师都是比较强的老师,比方说樊昌信老师给我们讲超高频技术,赵华孟老师讲自动控制。这令我很感动,也是我们学校一个优良的传统。

追忆恩师

学校的老师对于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当时没有职称评定,统一称为教员。我当时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其中一个是教我们高等数学的何国伟老师,几十年后在上海的中兴通讯公司的休息室,我当时对旁边的人说,我们过去,高等数学讲得最好的就是何国伟老师,这时旁边坐的人说,我就是何国伟啊。他当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去中兴公司作一个讲座,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恩师却不认得了,在休息室喝水的时候却遇见了,这真是太巧了。

另外一个老师是教电工理论基础的吴耀曦老师。他的课讲非常精彩。本来这个电磁场很难,大家都难以学懂,他讲的课思路非常清晰,每堂课都能给人一种超级的享受。我们当时没教材,我们就上课记笔记,然后看苏联翻译过来的两本参考书叫《电工理论基础》、《电工原理》,这两本书都很大很厚。吴老师的电磁场理论基础讲稿后来还成为了我们学校的教材。可惜的是,吴老师后来被打成右派,到天津712厂了。

还有一个就是刘国梁老师,现在也是80多岁,刘国梁老师当时教过我们《晶体管电路》,是一门很新的课程。后来他主持一个毫米波通信项目,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套毫米波通信系统,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我参观过他们做的东西,天线像一个锅,大概450毫米直径,天线方向对准后,通信距离可达15公里,能通960路话,这个项目也是一系跟六系合作的项目。这个项目还是搞得很好的,后来就转入设计定型,交到二十所了。我还有幸看到过后来的样机,天线比较小,通信容量大,而且在黄河两岸边做过实验,效果良好。交到二十所后,学校就不继续搞了。实际上如果进一步再搞的话,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成绩。刘国梁老师还编了一本卫星通信教材,也写得很好。

还有一位是教脉冲技术的谢希仁老师,他讲课非常生动,引人入胜。后来他去南京通信工程学院了,成为著名的计算机网络专家。再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陈太一老师,什么课别的老师讲不了他就给我们上。比如说《单边带技术》这门课,就是陈太一老师来讲的。后来,快毕业的时候,他专门给我们补过一门课,叫《信息论》,就是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这些通信当中的技术问题。讲了20小时,但这个20个小时啊,对我来说,作用很大,受益终身。

陈老师后来从学校调到通信部当总工程师成为工程院院士。当总工程师的时候,他还关心过我们的科研项目,就是流星余迹通信。曾经叫我写过一个报告,报告题目叫《流星通信系统的若干问题》,为什么叫问题,就是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并且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个报告大概有3万多字,后来就发表在西电学报上,1976年《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学报》第2期。那么这个报告,他看了以后,跟学校科研处的人说,他觉得这个报告写得不错。其实报告当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信道特征,第二部分系统工作方式,第三部分设备参数,总的基本思想就是系统的工作方式要跟信道特征相适应,就是主观要跟客观相适应,系统的工作方式和系统的设备参数是人们主观的产物,而信道特征则是客观的规律,你的主观只有跟客观符合了才能成功。同时这份报告反映了求真务实这个精神,既肯定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优点,同时又指出它不足的一面。报告还给这种通信系统指明一个合适的应用场合,就是战略通信辅助手段。

还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欧阳文,他原来是解放军报总编辑,到西电来当政委。那个时期是西电教学最稳定一个时期,大概是1961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因为1958年大跃进,后来发现问题很多,结果经济就进入困难时期。为了解决问题,中央采取了一系措施,主要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这种形势下西电这段时间是最稳定的一段时期,确确实实,教学抓的比较紧。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有1957年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耽误一年,1958年又有好多劳动,影响了一些,1960年又搞科研,把学生拉上去,教学秩序不是太稳定。

欧阳文是政委,他讲党史。讲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彭德怀发动了平江起义,还有邓小平在广西发动的百色起义等。当时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欧阳文是平江起义的参加者。但是那个时候是六几年啊,彭德怀已经成了“反党分子”了,所以我们政治教研室有两位老师,就把这个情况向总政汇报,说欧阳文歌颂彭德怀,为他翻案。总政立马派了工作组,在西电就抓了一个反党集团。当时叫做欧叶申马李反党集团,欧是欧阳文,叶是叶显锐,当时的副政委,申是政治部副主任,马、李是政治教研室的主任,在西电就搞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批判。

在批判过程中,许多无限上纲的事情就发生了。欧阳文是一个人来到西电的,据说连秘书都没带,但是很快他团结了很多人,所以就形成了所谓反党集团,这个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欧阳文讲过一句话,你们要集中百分之百精力学习,这句话有“毛病”了,要是你集中百分之百精力学习,那政治挂帅呢?还有,看到学员宿舍里到处贴着毛主席像,他说到处贴着不雅观,应该去掉一些,这也成了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了。这种无限上纲的事搞了很多,几乎就把他打倒了。文革后,他被当做“死老虎”整天敲着锣,喊我是反党分子欧阳文,拿着大扫把扫马路。但是他是很务实的,欧阳文在工作期间还到我们实验基地来过两次,不过每次都戴着草帽。后来一直等到彭德怀平反了,他才得到平反。

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研制

我1961年7月份毕业后,组织分配留校。当时没有回家,暑假里就分配给我一个工作,在实验室里做一个实验板,关于发射机调制的实验,大概一个礼拜就完成了。后来一系的主任苏长生找我谈话,叫我去沙井村的一个实验基地参加一个科研项目,该科研项目就是流星余迹通信。这个项目前面已经搞了一年。当时是夜里工作,因为流星余迹的数目在早晨比较多,大概最多的时间就是夜里一点到早晨八点。因为当时设备不是太好,能观察到的流星数目都比较少,大概一个小时有一百来个,可以利用到的,几十个到一百个不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系里委托胡征教授,樊昌信教授去指导工作,建议从比较基础的工作开始做。所以从1963年开始,我们进行了传播规律的研究,进行了持续一年的流星余迹前向散射传播规律的测试。

1963年之后开始研制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第一代是电子管,是1965年完成的。我主要负责的是其中的控制部分,第一代叫做HX101—A, HX是代表红星,101代表101研究室,ABCD表示型号。整个系统是双向的,建在北京和西安之间,当时整个设备全是电子管,主要分为五大部分。收发信机,是一部分,主要利用现成的电台,发射机的功率放大部分是我们谬锦标老师搞的;收发天线,是采用双层八木天线,是荣彰涛老师负责;包洲老师和我负责控制部分,控制部分整个像写字台一样,上面有一个控制台和许多控制设备;终端设备由吴海洋负责。

当时国家没有别的单位搞,所以说我们是第一也是唯一。采用的主要技术是门限控制和差错控制结合。差错控制,英文缩写词就是ARQ,当时ARQ技术还是比较新的。当时为了实现差错控制,信息的存储和处理设备就比较复杂庞大,所以基本上两个大机柜,一个大写字台,发射机在另外一个机房,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设备,大概有一吨重。

1968年1969年断断续续搞了一些科研,到1973年就完成了第二代HX101-B。第二代全部是晶体管,控制设备和终端小下来了,在 1973年做过一个鉴定。当时我们学校隶属六机部,学校最早是属于国防科委,是军校,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前就集体转业,在文化革命期间,转到六机部管。六机部是属于为海军服务的,所以我们学校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派的军宣队都是海军的军宣队。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鉴定,鉴定以后,确定小批量生产三套,在部队试用。我们在小批量生产之前又作了一些改进,改进以后,称为HX101-C。曾经在海军、空军试用过一段时间。

流星余迹一方面有很多特点,通信比较可靠,流星余迹不是像我们看的那么少,特别是在零点到上午12点这一段时间内,出现比较频繁。所以通信比较可靠。另外是突发传输,就是短时间突发传输,所以它的隐蔽性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原来最早远距离通信靠的是短波,它比短波要可靠,不需要经常换频率,所以它作为远距离通信的一种重要手段,应急使用是比较适合的。但也有它的缺点:流星是间隙出现的,比方一个小时一百次,每次假定说半秒钟,平均也就是一个百分之几的时间可以工作,可用时间只有百分之几,那么相应地来说就要有一个等待,就是在流星出现之前要等待一段时间,大概平均的等待时间有两到三分钟,有时候可能要等5分钟,甚至十分钟,特别是下午,通信的及时性就有问题了。当时有些老干部也到我们那儿看,特别是管科研的一些干部,他说,过去打仗时就是拂晓发起进攻,那么你这个命令能传下去就能立功。但是下午等待时间长终究是个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怎么样来减小等待时间。

根据统计规律,流星的质量每低一个数量级,它的数量就多一个数量级,就是说小流星还是大量地存在的。所以你要设法利用这些大量的小流星,作为通信来讲,信号弱了必须把噪声也要降下来。噪声要降下来,就要把带宽减小,把带宽减小就是要把信号的速率降低。当时我们那时候速率也就是流星余迹出现的时候每秒2000比特,但是大量的维持不了2000比特,最后我们就想,能不能把速率降下来,那个自适应变速技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还是很难实现的,现在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时,就采用两种速率,一种就是很低的速率,基本上就是几十个比特每秒,一种就是所谓高速就是2000比特每秒或几kb/s的速率,这样,大小流星都用,这时候基本上就连续了,那些小流星信号是重叠在一块儿的,这也是电离层散射的机制之一,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流星余迹与电离层散射相结合的通信体系,就是HX101-D。这个后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试验成功。

1976年的下半年,我们去了西北地区,参加了核效应试验,我们学校的设备是两套,一套是这个HX101-D,一套是HX101-C,一个是流星余迹突发通信,一个是变速的,叫流星余迹与电离层散射相结合的通信体制。这两种通信体制,一共建了两条线路,一条是酒泉到阿克苏,另外一条是酒泉到库尔勒。我到了酒泉,吴海洋到了阿克苏,包洲老师到了库尔勒。当时核爆炸的中心在罗布泊,我们的线路正好就是跨着这个中心的,核爆了以后,通信到底是改善了,还是变坏了,还是中断了,做这个实验,叫核效应试验。

这个试验所搜集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是作为绝密资料,后来保存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了应对核战争,我们国家进行高空核爆炸试验,后来核爆炸就转地下了,现在核试验都禁止进行了。1976年核爆炸试验是最后一次,所以赶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实验证明流星余迹通信在核爆炸以后,信号是增强了,所以通信效果比较好。但是,很可惜的是核爆炸两小时后我们就撤离了。上面有命令,叫大家赶快撤离,设备撤下来还要火车车皮运,有天线,有铁塔架。我们在酒泉坦克师的一个练兵场上面架了两副天线,天线架高是32米,所以要撤收需要一个时间。实际上按照当时我的观点,还要最起码试验8个小时。但是没办法上面叫撤就只好撤走。上火车的时候,是从新疆开过来的火车,我们从酒泉上去,已经没有任何座位了,都是坐在地上回来的,所以核效应试验,就这样完成了。

1976年以后,基本上用的是小规模集成电路,当时一个片子就是两个触发器或四个与非门。这些东西都是国产的,是我们西安延河无线电厂出的,可靠性就不是那么高。机器不能停,一旦停下来就要去换一批片子,每个礼拜一早晨我到实验室就要换十几个集成电路片子,当时集成电路片子是用烙铁这么一条腿一条腿焊的,小规模的,一共16条腿。

80年代以后,在一系101室,在包洲老师的主持下,还研制成功HX101-E型机,这是一套用微处理机控制的流星余通信系统。单板机代替了原来的大机柜,而对流星的利用率却提高了2-3倍。但是天线还是那么大,因为麦克斯韦方程所揭示的电磁场的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当然任何一个通信方式啊,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不是说唯一依靠这个东西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有个基本观点,就是流星余迹通信是个重要的战略通信手段,但是它是一个辅助的通信手段,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通信手段。特别是卫星通信出现以后,卫星通信的容量也好,传播的距离也好,覆盖面积也好,都远超过流星余迹通信。但是卫星一旦被毁就连一个比特的信息也传不了了。

短波快速通信机的研制

80年代以后,我还在一系101室,电子部给我们科研处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要研制一种轻型快速通信设备。这个项目是总参二部提出的,这个东西是敌后侦察小分队或特种部队跟派出单位进行情报传送的一个手段。它主要的指标就是在0-200公里范围内,任何地点都能通,这是一个基本要求。第二个,背负的设备在十公斤以下,今天来说十公斤算大的了。但是你这个十公斤的指标就限制了发射的功率,不能超过15瓦,要200公里范围实现通信是不容易的。现在移动通信的功率那么小,像你的手机,你的通信距离才是几百米,手机到基站,是几百米,一两公里了不得了。对讲机现在也就是几公里。所以要通信200公里,设备不能超过十公斤是有难度的。还有一次通信的时间不能超过一秒,就是说如果你时间长了就暴露了,也就是要快速突发。所以这样几个要求都是很苛刻的。

其实当时电子部在给我们学校布置这个任务之前,已经在全国找了好几个单位,人家都不干,然后就跑到西电,西电科研处就叫101室干。当时我就负责这个项目。分析的结果认为有可行性,所以就开始了工作。从83年开始到85年左右,通过从方案制定,到经过性能测试阶段,做过一个实验,实验的结果相当不好。这个时候,电子部分管这个项目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也干不了,反正这个项目是科研,可以失败,反正难度也很大,所以劝我们不要干了。但是我们不能不干,这个时候就是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看失败在什么地方。

我们根据短波电离层反射信道的特征,这个系统采用时频调制加调频,原信号宽带设计为32KHZ,与现有电台不一致,许多干扰都进来了,后来把带宽缩到10k左右。另外就采用混合二型ARQ,就是混合二型ARQ也是检错,重传,就是有错可以重传。人们通话为什么比较顺利,就是有时候第一遍听不清还可以重复,但是你作为机器来做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难的。就是说采用接收端发现错误,请求对方重复,第二遍不对再说第三遍。但是这样的话,又跟隐蔽性发生了矛盾。你老重发不是暴露了吗?所以我们采用的就是混合二型。混合二型的基本思想就是,第一遍如果对了,就不重发了,第二遍,重发的东西不是第一遍的简单重发,而是第一遍中信息码的校验码,第二遍过来的,跟第一遍虽然有错误,你还保存下来的信息,再进行一个纠错运算,信息码和校验码一比一,这个纠错能力相当强。当时采用的就是由金立军老师设计的一个BCH码,纠错这一部分主要是他负责。再呢,加上我们学习了微处理器,所以也就用了微机控制。这个轻型快速通信设备采用的几个技术,就是时频调制加调频,混合二型ARQ,突发传输和微机控制。到了87年我们就搞成了,就出了性能样机。

性能样机在西安好多地方做过实验。比方有一次我们就到富平,富平跟西安,大概六七十公里,还有到好多地方。性能样机做了个鉴定,鉴定完了以后决定要搞设计定型样机。因为部队装备的研制,它需要一个过程,后来慢慢就明了了,先是预演,预演允许失败,预演完了以后就是叫做演示验证,就是相当于我们后来性能样机阶段。性能样机要做实验的,要野外实验结果,性能样机做了鉴定以后,看看能不能定型,然后就做设计定型样机。设计定型样机做成以后,科研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在1990年完成了设计定型样机,经过一系列例行试验、可靠性考核和部队试验,最后通过了设计定型鉴定。这个设备由总参二部定名为BCT605型快速通信机。

这个设备包含一个主站(装车)和四个从站(背负),构成一个小型的网络。该项目一共经过了差不多八年时间才完成,八年时间经过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性能样机阶段,一个是设计定型样机阶段。最后是转厂,转给一个工厂去做了,学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个设备,经过几年以后也就落后了,所以并没有继续大批地装备部队。因为现在你要是十公斤,那就是显得太重了。当时为什么十公斤解决不了?因为电池解决不了,电池本身大概就要六公斤,铬镍电池。现在用锂电池,最近还有什么新型的燃料电池等等,这个大大缩小了。现在笔记本电脑的锂电池电流比我们消耗的电流要大,所以当时技术条件下就是做得到这样。

ATM交换和接入设备的研制

1984年我参加过一次国际通信会议(ICC),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在这个会上我很明显感觉到一个趋势就是搞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全世界形成一个热潮,回来后我就传达了一下,我跟系学术委员会建议,应该搞一搞这个方向。

系里把我调到108教研室,加强计算机通信专业的建设。除了教学工作以外,我的工作重点还是搞科研。后来我们重点搞的是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其中有一个关键技术 叫ATM异步转移模式,这个全世界风行。我们争取到一个 863项目,由 54所牵头,西电成电三家单位联合,西电负责的是ATM交换,成电负责的是用户接入设备。我们并没有现成的东西,也买不来,所以靠自行设计和研制。当时我们与华为公司寻求合作。华为公司态度很积极,这个当时是通信技术的一个制高点,那它一定要占领,不管今后用途怎么样。所以这样子就合作成功,搞了个ATM交换机。

从今天来看,这个ATM交换机容量也是比较小的,是1G左右,就是交换的容量是一个G,八个端口每个端口是155兆比特每秒,这个是有一个国际标准的。8×115M就是1.25G,全部的板子,硬件,自己做的,但所用器件FPGA等是从香港买来的。另外,控制部分就是要有信令系统,信令软件,全部是我们师生自己设计的,周代琪老师带领几位研究生利用华为公司的条件在1996年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交换机,而且这个交换机还跟成电的用户接入设备进行了联试。

1996年3月北京举办863十年成果展。在筹备过程当中,当时54所孙玉院士,863通信主题专家组副组长提出:能不能跟窄带网,即现有的电话网互联互通,我们的人在北京,搞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一块板子实现了。所以,展览之前完成了宽带综合业务网实验,包括电视、电话、还有计算机高速数据通信。ATM交换机当时不光是我们西电搞,北邮雷振明老师也搞了一个。所以西电说我们搞出我国第一台ATM交换机,前面加了个定语,具有信令功能的ATM交换机。那么北邮那个呢,没有信令的,所以他们严格讲不能叫交换机,是交叉连接设备。

“九五”期间,我们与54所合作研制成功一种区域ATM网。这次是54所负责ATM交换机,西电负责ATM用户接入设备,也就是一种数字的多业务复接分接设备。多业务包括会议电视、以太网接入、数字电话以及多媒体业务。

我们一共搞了三台用户接入设备。联合试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验在西电做的,所有的终端到西电来,就在我们这个老科技楼四楼,包括54所的会议电视终端,30所的数字电话终端,还有我们自己的以太网和计算机,在这儿联试。第二阶段是西电的用户接入设备与54所的交换机进行联网试验。当时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通信工程学院院长,我在54所待了差不多也有半年的时间。这个项目,主要做的是用户接入设备, ATM方面我们算是比较完整了,做过交换机,又做过用户接入设备。

2000年,上海贝尔要做一个通用业务平台,也是863项目,正好我一个博士生叫彭雄飞,他在上海贝尔参加了这个项目,他就建议贝尔跟西电合作。所以这样的话,只有十个月时间,搞了一个ATM为基础的通用接入平台,实现了多种业务的综合接入。当时,我们在54所那里作用户接入设备与交换机的联试,又开辟了个“第二战场”。54所那边没完,后来就我和另外一个博士生在那儿盯着,把很大一部分人抽到上海,由邱智亮老师带领在上海贝尔这个环境里头做。因为它是大公司,有很多便利条件,加上他们日夜工作,夜里经常工作到两三点,十个月时间完成了,最后评比全国是第二。上海贝尔非常满意,给西电也发了感谢信。

所以在ATM方面,跟华为、西安大唐、上海贝尔、54所都有合作。我得出了一条经验,学校和企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对完成项目是很有利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实用的项目,比较大的项目,如果是我们学校单纯自己去做,可能做不到那么快,也做不到那么好的程度,因为考核有很严格的指标,必须是脚踏实地去达到。

寄望西电学子

原来西电的学术空气一直不是很好,不像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空气不浓,因为原来对这种钻研科学技术的鼓励还是不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都是比较差。比如说原来胡征教授是很受我们学生尊重的,而当时他的军衔,最早只是个少校,过了几年才升为中校。技术人员,在军校里头一直都是低一等的。所以部队传统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当年军校里面学术空气普遍不好,阻碍了学术发展。我们学校真正学术空气好的是在保铮当了校长以后,当然全国的大气候也变了,这个大气候和小气候是有关系的。这之后,才是真正比较重视学术,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

学科建设后来发展了,搞了很多学科,我觉得还是要提倡合作精神。就是各搞各的,学科不交叉,不融合,学术不交流。在西电,学科交叉融合和相互交流始终是个弱项。比如说我们单科性的学院比较多,而拿桂电来讲,成立了一个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我们现在通信工程学院,基本就是个通信一个学科,原来还有个信息安全,现在也分出来了,成立另外另外一个学院。像我们前面搞这几个通信设备,都要包括天线、电波传播、收发信机、控制终端,有的通信设备还要包括保密设施。所以好多东西都是综合性的,都是系统工程。那么你就必须要多学科联合,但是我们学校校内反而做不起来。所以我想应该提倡学内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校外的产、学、研结合。

现在我觉得同学们,条件更好了,这是有利的一面。现在国家整个大气候很好,生活水平也不错,学校的办学条件也改善多了,校园大,实验室多,设备全。整个学校的规模,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比较齐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整个领导班子团结向上,积极奋斗,确实不错。再加上国家稳定,没什么干扰。剩下的问题就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个人努力最重要是应该有一个目标,你一辈子应该有一个较远大的目标。目标可以大一点,高一点,那么你就有奋斗的动力了。另外一个很重要,要学好用好辩证唯物主义,当时我们有这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课。就是从社会科学观点去学,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一定要掌握这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每一个事物的特殊规律都是由这个一般规律决定的。要反对唯心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是毛主席实践论的观点,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每经过一次循环,加深一步,一次比一次更生动、更丰富、更准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迷信书本,也不要迷信个人。迷信是愚昧,要去探求真理,坚持真理。

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如果说要成为一个君子,那么要学会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两个。我们这个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辩证的。我们的方法是辩证法,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物的辩证法。有些时候,把精神的东西强调的过分,像搞什么突出政治,认为一切我能想到的就能做到,这些都是唯心主义;但是如果说你反过来讲,只强调实际的东西,没有一点精神,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成了机械唯物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起码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东西是管你一辈子的,确确实实非常重要,我深有体会。我觉得这么些年科研也好,教学也好,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的话呢,除了客观条件和集体的努力之外,指导思想上要归功于这个,就是能够客观的,如实的去看问题,去反映问题,另外又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话,才能把一个科研任务很好地完成。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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