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电校友】专访82级校友华中科技大学骆清铭教授
发布时间:2015-01-25 09:48:47来源:西电校友工作组点击:我要评论: 0

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加强与广大校友的联系,不断增进校友与母校的沟通和交流,凝聚校友力量,传递母校情感,扩大校友影响,提升学校声誉,在校长基金特别支持下,由党委宣传部、校友总会、学生工作处等单位联合,日前正式启动了面向各行各业优秀西电人的专访工作。这一专访工作是继“西电往事”之后,学校在讲好西电故事、传承西电精神方面推出的第二个重要策划。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校友”栏目,对专访内容进行刊载。欢迎广大师生为本栏目提供采访线索,联系邮箱: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9。

受益母校根基深 敢为人先勇向前
——专访82级校友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骆清铭教授

■ 文字整理/实习记者 付一枫

2015年元月11日,西电校友工作组一行赴武汉专访了获得2014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的82级校友、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骆清铭教授,以下为采访内容。

82级校友骆清铭

采访组一行与骆清铭合影

西电情结:母校对我的影响贯穿一生

问:您老家在湖北蕲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高考时为什么会选择西安,选择在西电上学?

骆清铭:我16岁上大学,20岁毕业,西电的这几年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16到20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母校对我的培养,使我无论是在学业学术还是治学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我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有着关键作用。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西电的培养,我从心底里十分感激西电。

但要说怎么选择西电,实则是机缘巧合。我上大学的时候是82年,那个时候的人能考上大学就已十分不易。那时候分农村户口和商品粮户口,当时我是农村孩子,目标也没那么高,只觉得能拿到一个商品粮户口,对整个家庭就有很大的改变。选学校都是听中学老师的意见。当时的我和现在的许多学生一样,都想要去离家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看,所以我就挑了西安和哈尔滨两个地方,最终被西电录取,就与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

考上大学之前,我从没见过火车,也无法想象城市的繁华。那时从老家蕲春到西安要经过三到四天的时间——先要从老家步行和坐车到县城住一晚,再到黄石待一个晚上,然后才能乘火车到武昌。到了武昌之后能否赶上去西安的火车也得靠运气。赶上的话还得再坐21个小时,再从西安火车站坐公汽到西电。

问:那您当时是怎么选择了红外技术专业的呢?

骆清铭:专业是学校招生时分配的,我报名时选择了服从专业分配。刚进校对红外技术专业同样是没概念。进校以后,老师领我们参观了响尾蛇导弹。这导弹打出来之后没炸,就被西电拿到了。老师让我们去观察导弹的导引头。因导引头是跟着热走的,你用热去引导,导引头就会改变方向。因此,我们学红外技术的学生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引导导弹的导引头,它跟着热走,飞机发动机有热量,它就跟着热量打。直到这时,才初步了解自己的专业是怎么一回事。我对这次参观印象特别深,对我们很有震撼力。

正因为这段经历,我现在常跟我们的学生讲,许多学生在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十分强调兴趣,然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在高中毕业后甚至于整个大学时期其实都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兴趣究竟在哪儿。毕竟以高中、大学的知识水平对一个专业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了解不足,又何谈兴趣?因而我十分推崇学一行爱一行,要认真去学习,兴趣也是可以培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问: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师?

骆清铭:有两位老师的课我特别喜欢。他们不仅教会我许多专业知识,而且影响了我成为教师后的讲课风格。这两位老师是当时讲普通物理的孙承永孙老师,和她的先生、讲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李国禾老师。他们讲课都特别生动,上课从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许多物理知识背后的发现过程让课堂活跃起来。比如他会告诉我们爱因斯坦是因为光电效应而不是相对论拿到了诺贝尔奖。我对这种背后的故事特别有兴趣,听得也认真。后来自己当上老师后,讲课时也刻意模仿他们的讲课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讲授效果相当不错。

西电的老师特点很鲜明,他们都非常严谨、严格、严厉。比如教授固体物理的老师闫西林,很较真。他对我们要求很高,他的课许多学生考试不及格,最高分也只有七十多分。这样的认真负责让学生时代的我十分震撼,我走上学校的管理岗位之后也强调:在学习这件事上,老师们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切实让学生学到东西;老师保持自己的风格很重要,学生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时的班主任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名字很特别,叫李兔奇,是以前部队留下来的。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出早操,一遇到学生不听话,他就很着急地说:“我18岁就当连长了,你们18岁这是个什么样!”他带着我们开展了许多活动,擦公共汽车、拔城墙上的杂草、拣麦穗。那时候每周日晚上7点我们都要集中开全年级学生大会,每个人的座位都是按学号固定的,谁没来一目了然。没来的人之后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李老师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对学生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尽管对我们很严厉,但他很真诚、很朴素,一心为了我们好,确实是部队培养出来的非常优秀的干部,我们都很感激他对我们的督促。这种严格严明的纪律,也正是西电风格的一个缩影。西电很多老师都特别认真,这种认真的氛围对学生的成长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这些认真的老师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对学术、事业、人生都毫不含糊的学生,形成了一股正能量。

问:您刚才提到了西电风格,在您看来,当时西电的学风和校风是怎样的呢?

骆清铭:西电在学风和校风建设方面有很好的传统。一方面我很感激当时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造就了我们的品格、促进了我们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西电期间时时能体会到的公平公正的氛围和精神也是母校给我们的一生的财富。那时没有人因为我是来自农村的就歧视我或忽视我。我当时学习好,表现也不错,还有体育优势,因而常被评为三好学生。在西电,大家看重的是学生真真切切的能力而非背景或“关系”。这种公平、公开、公正对我们培养自信很重要,因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做好学生的本分,把学习搞好,能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自然会得到西电的认可。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临毕业时,西电组织了一个中美大学生交流营,将有一批美国学生到西安来参观、学习。学校通过层层考试,在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挑选了六个英语较好的学生考托福。我通过好几轮考试,取得了其中一个名额。学校免费对我们进行培训,并替我们出了80美元报名费参加托福考试。80美元在当时是不少钱啊。我家庭条件不好,读书时每个月生活费是21.5元,全是学校发的助学金。托福550合格,我正好考了550分,跟美国的学生一起在中美大学生交流营整整待了一个月。我当时已经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就是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并没有继续留在西电。但西电还是给了我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机会,我也有机会第一次逛遍了整座西安城。

当时我就深深感受到,在西电没有歧视。所有事情都是按照规则来的。西电营造的这种公平公正的环境对学生非常重要。我现在在管理过程当中,就特别强调公平公正,规则在前,一定要一视同仁。这一点是西电非常好的传统,不能丢了。

对西电来说,规则很重要。但处处讲规则并不代表西电不重视变通,母校实际上很愿意为好学的学生破例。那时候包括我在内有四个同学特别好学,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内容是什么呢?自学《电动力学》。如果我们在开学时参加电动力学的考试并超过80分,就可以免修那学期将开设的电动力学课程。这是学校为了学有余力的学生破例出台的鼓励性做法。于是那学期之前的一整个暑假我们四个人都在埋头苦学,一起探讨,过得十分有意义。虽然遗憾的是我们都只拿了七十多分没能免修,但这个假期我们的收获都很大。西电当时营造的这种文化和氛围给我们很大的鼓舞。西电重视规则,但也给我们机会去挑战自己、去自我探索知识的来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们确实是能折腾。但仔细想想,那时候能折腾的人反倒更容易在各行各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西电公平公正是前提,规则中还有变通;老师们都很严格、严谨,但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

课余生活:跑出来的治学感悟

问:请问您在西电的课余生活是怎样的?

骆清铭:我们那时候课程还是很多的,课余生活主要就是参加体育锻炼。那时候一星期要上六天课,因为后来我管过教学,我清楚现在大学生四年的课时数一般都是2500个左右。我曾专门找到我在西电学习时候的课表,四年共有4000多学时,比现在的学生多很多,作业也不少。但大家都还能挤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参加了学校的田径队,每天训练内容包括早晚各五千米长跑。我身材不算高大,练体育“硬件条件”并不好。但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普通话也说不好,就希望自己能有一些特长,得到同学的认可。我一想,天生五音不全,只好去跑步了。当时田径队的老师是孙福茂,他看我个头不高,测完百米成绩也不理想,对着我连连摇头。我也不想认输,只说不能加入也没关系,田径队训练的时候能让我跟着跑就行。没想到这一跑还真跑出了成绩。学校运动会田径赛跑我能拿第一名,给系里贡献不少分数。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依旧是参加1500米比赛。中长跑比赛同时要求爆发力和耐力,对运动员是很大的考验。当时我已经跑得筋疲力尽了,突然人群轰动起来了,大家不住地吆喝。我还纳闷大家拼命喊什么,后面的人还离我远着呢。后来仔细一看,前面那个人是老外。那个外国老师实际上跟我不是一个组的,但加油的学生好像有点把这事儿上升到民族荣誉高度的感觉,一看我快超过他了,就特别激动。他们这么一喊,我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股劲就拼命冲。撞线的时候我只比那外国老师多出一个身位。

这件事给我一辈子的启示就是,你从来就不知道你的潜力有多大。我跑步拿了不少奖,陕西省运动会1500米也拿过第六名。那天比赛感觉已经是发挥了自己的最好水平,然而在冲刺阶段筋疲力尽的情况下还能再加速、冲起来,无论这个力量从哪儿来,事实上我确实是挑战了自我,突破了自己给自己无形设下的“最好状态”。我在做学术、带学生的过程中,都坚持讲这一点——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潜力有多大。不管做什么,只要拼命去做,不要太多顾虑或是给自己设一个天花板。这件事让我自己一辈子受益。原先没人看好我,没人觉得我能拿冠军,到后来我拿了不少第一名,4×400米成绩还打破了学校尘封25年的记录。做研究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行,就全力以赴做,哪怕在很极端的条件下也不要放弃。这是西电的经历给我思想认识上最重要的一个收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学生不能死读书,参加社团也还是挺重要的。通过在社团中的锻炼提高自己,在交往中成长,成绩并不是全部。

我在西电时也特别喜欢去图书馆。那时借了不少书看,中外古今都有,无论是否能读懂,都在汲取知识。比如我当时读过泰勒写的《剑与犁》,但事实上过了许多年我才把这本书的书名搞清楚——剑代表着战争,犁代表着和平。那时候的我也没什么别的去处,就喜欢待在图书馆读书、思考。我刚进西电时学习还算比较认真,但谈不上主动。因为从农村走进城市,那时的我已经感觉很知足了,也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这种思想在西电这几年中慢慢被改变了,西电的教育帮我们从着眼小我转变为关注大我。读书期间得以加强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主人翁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都激励我更加认真地学习和实践,争取在毕业时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中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个受教于西电文化浸染中逐渐改变的过程。

砺学之路:以创新求发展 以交叉成优势

问:后来您的研究方向为何从光电子学红外技术转到了生物医学光子学学科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这一转变的?

骆清铭:我考研究生来到华中理工大学。因为我学的红外专业西电和华工都比较强,而且华工有博士点,就来到了这里。读研之后才感觉到西电实力确实很强——课程设置很全面亦很超前。我发现研究生的课程我在西电的本科阶段有些已学过了,有西电的功底,我在学业上很轻松,便在这里着重培养了自己组织、管理能力。那几年回过头来看看也很有帮助。当时还参与成立了一个中国光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做了很多社会工作,也组织了不少学术交流,在其中结识的一批人现在也都有很好的发展。那时我们笑称自己是“很能折腾的人”,现在看来学生时代能“折腾”都是有想法、不服输、不安于现状的人,那些在学生时代训练开阔的眼界、培养的能力对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华中科技大学继续读博士。读博可谓是面临挑战、转变自我的四年。我自16岁上大学以来读书都很轻松,可读博就不再简单了。博士首先面临方向和选题的问题——做些什么以及有没有条件做。读硕期间,我做的是红外目标隐身方面的研究。博士阶段换到生物医学方向的原因有二:一是调研后发现把红外技术应用于生物医学上大有可为。生物医学是一门传统学科,如果将光电子学的知识运用其中,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说不定还会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二是由于我自小的一个情结。我的老家湖北蕲春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我从小就想学医,但眼睛不好没法去,做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我很感激当时的导师刘贤德教授,我挑了生物医学这个全新方向,他鼓励我放手去做,也十分支持我的选择。但华工这边实验条件不足以支撑我的研究,我便在北京科技部旁边的情报所待了半个月做调研,每天去情报所抄资料。那时候的资料是拿很小的幻灯片,放大到屏幕上看,看过后觉得有用的文献再拿去复印。每复印一张三毛五分钱,不便宜。

当时我做的研究在国内完全是开创性的,国内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可供参考和学习,只能从国外的文献中学习一些经验。自然,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比如我想做一个生物学实验,实验资金需要四千多元。这在那时是一个令人咂舌的大数目,导师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我只能放弃原先的想法,试试看别的一些能在武汉、在当前技术资金条件下完成的项目。当时生物样本也不好找,我只好去同济医学院试试看能不能拿到比如动脉粥样硬化的样本。到现在还记得那时满屋子福尔马林味,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拿到样本之后我再找激光重点实验室,测各种光谱。困难确实不少,但我都一步步克服了。也正是因为研究工作的开创性,博士我比别人多读了一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时有碰壁、走了不少弯路,但收获颇丰,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许多对今后科研方向和课题的设想。有许多的设想在当时硬件条件限制下不能深入研究,引起了不少人对其可行性的质疑,但我们团队现在取得的不少成就正是脱胎于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没有前途的大胆设想。我想,这也是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思想激励的结果。

博士毕业后,我去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所在的生物医学光子学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好的。我的导师Britton Chance博士被称为国际生物医学光子学之父,是八个国家的院士,除了诺贝尔奖外其他奖都拿了,甚至还是奥运会世界冠军。许多学者仰慕他的才学,都很愿意去他的实验室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那段时间我见到不少过去只能在文献中看到名字的大牛来讲课。我在听课期间就发现,那些大牛们的研究内容基本原理都不难,却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原因在哪里?正是他们明白将科学研究与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与他们的差距所在——空有一身本事还不行,要弄清楚社会对我的研究的需求究竟在哪里。想清楚了需求、有了问题意识,我很快做出了成功的尝试:针对人脑皮层活动的实时无损监测,提出并实现了基于多通道检测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方法,此方法获得了美国专利。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获得了人脑运动皮层活动的近红外光学映射图像,实现了与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结果的有效配准。合作成果相关文章最早在会议上发表,后来Science专题评论了这一结果。

在两年访问期间,我已产生了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的想法。1996年底,我发传真给当时担任副校长的周济先生表达了自己想要回校的想法。他第二天就回传真给我,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我便在97年初毅然回国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回国建个自己的实验室,做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在美国参加过几次生物光学领域的会议,现场华人很多却没有直接从中国大陆去的,这让我更加迫切地想要回国建设发展这一学科。周济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与夫人龚辉以及现已是长江学者及973首席科学家的师弟曾绍群一起创建了生物医学光子学实验室。当时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25平米的房间做实验室,配套20万的启动经费。

问:这种条件与您在美国期间成熟的研究条件有天壤之别,您愿意留在这里,可以看出您的责任心。

骆清铭:只要学校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和自由发展的科研空间,剩下的就靠自己努力了。学生时代这种折腾劲就又出来了。实验室就是从一条桌椅板凳、一个实验器材一点点建起来的。此中艰辛不少,但我们都很有劲头,也很开心看着自己努力建成的实验室一步步发展壮大。回校两年之内我们就拿到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项为重点项目。这很不容易,当时学校里的人也都觉得不可思议,因此也认可了光学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这一方向确实大有可为。1999年3月,我成为原华中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光子学”岗位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全国首批73名长江学者中的一员。

那时候我不过33岁,感到十分意外也很荣幸。有了长江学者这个平台,对于自己后续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当时我的实验室条件非常差,我们的学生和老师都是在走廊里办公。有了这个身份和平台之后,硬件条件就慢慢好起来,可以开展更多、更好的研究。在之后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答辩(2000年)、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答辩(2000年)、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答辩(2001年)、“863”专家答辩(2001年)中,凭着紧紧把握开拓创新、另辟蹊径的思路和从学科交叉融合角度的巧妙设计,我都成功地申请到了项目和基地。

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你们?

骆清铭:就是想做点事情。那时周济校长还通过一件事情帮我把压力变成动力。大约在99年获批长江学者时,他就把我调到了新成立的生命学院做副院长。我当时一心只想着学术研究,一听到这种安排起初思想上还有些抗拒。后来才知道是周校长觉得我们在生命学院的发展空间更大。我也确实在之后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发展。我坚持的理念就是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在哪里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一些有益的事。后来我还到过光电学院做院长,也参与国家实验室的管理,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认为这是西电风格对我的影响,我也一直很推崇这种“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部队风格。

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学校“211工程”计划给生命学院有300万的仪器设备费。在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学校决定将这笔经费给我支配,给了我绝对的自主权,用它采购什么设备完全不受干涉。这笔仪器费一方面是无形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激发了我的潜力。为了让它充分发挥作用、证明学校领导没看错人,我更加努力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过了一年多就争取到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后来自己在行政管理工作之后也常用这个方法,关键是要看准人,并放手让他去做、去拼,激发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华中大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好领导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这让我很感激。我有一个观点——任何其他方面的支持都是在“1”后面加“0”的事情,如果你自己这个“1”立不住,别人再多的支持也没用。我把自己这个“1”做好了,大家的帮忙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合力,我们也才有机会参与国际竞争。

学术研究:高层次、复合型、创新性

问:今年您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能介绍一下您当前从事的研究吗?

骆清铭:生物医学光子学(BMP)是利用光子学原理和技术为医学和生物学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新兴交叉学科。我主要从事生物医学光子学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具体的研究方向包括两个:一是面向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药物研发的光学分子成像研究,二是认知神经活动基本过程的光电成像研究。

问:能介绍一下您得奖项目的情况吗?

骆清铭:1月9日,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由我带领的团队完成的“单细胞分辨的全脑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技术与仪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个成果在国际上率先建立基于光折射率差异的组织切片成像理论,发明了一种反射式切片成像技术,突破传统的“先切片再成像”模式,解决了样本薄片无法准确、快速成像的问题,奠定了生物组织的高分辨连续成像技术基础,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完整鼠脑的均匀染色和塑性包埋,填补传统方法难以对大体积组织均匀染色、塑性包埋的空白。

此外,此项成果还发明了一种全自动精密组织切削技术,攻克传统方法中手工切削大样本所带来的切薄困难、样片易损、刀具寿命短等难题,能保证成像信息的连续、完整和有效,建立了单细胞分辨水平的全脑三维显微光学成像技术体系,首创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仪器(MOST),绘制出世界上第一套单细胞分辨的小鼠全脑三维结构图谱。2010年,这项成果论文发表在了《科学》(Science)杂志上。

脑部的神经分布错综复杂,现有的技术方法,只是在研究局部脑神经,且分辨率不高。这主要是存在成像技术的瓶颈,如磁共振等全脑成像技术不能分辨单个细胞,电镜分辨率高但难以观测全脑。我的团队研制出可对数厘米尺寸的脑组织进行单细胞分辨率三维成像的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技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针对荧光标记小鼠全脑样本成像的荧光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技术,并首次展示了鼠脑内每根神经元轴突的长距离追踪。这几项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现在我们的研究不仅可以清晰地呈现全脑内的每一个神经细胞,还可以追踪每根神经元连接的来龙去脉,对脑组织的研究既有整体性,又有局部性。这项技术的研发成功,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大脑结构,研究各类脑的发育和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还可以运用到教育和军事领域。

通过这套叫MOST的设备,老鼠大脑里的神经结构和血管分布清晰直观。此前,已经有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绘制出脑图谱,但都不具备足够的成像分辨率,并且图谱只停留在局部切片,无法在全脑范围观察到连接所有神经细胞的轴突和树突。这项技术的研发攻坚历时8年,脑的细胞结构极其庞杂,一粒花生大小的鼠脑标本,需要10天才能完成切片成像。未来如实现人脑扫描,得50台MOST机器连续运转一年。

MOST诞生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托马斯·苏德霍夫造访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看到MOST的出色表现后便当即决定与我们联手合作,共同研究全脑范围内的神经元连接。欧洲“脑计划”项目负责人通过我国科技部找到光电实验室,希望利用MOST获取更多脑数据。

当然,我的团队研究的光学成像技术,还只能在静态条件下进行,目前只完成了鼠脑的高分辨率三维图谱。如今整个团队正在尝试完成猴脑的切片成像。因为猴子是灵长类动物,与人类更加相似。我们希望随着光电技术的发展,将来可能对人全脑进行研究。

体制创新:释放制度红利,盘活科技成果

问:您对科技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很重视,您带领团队研究出的“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简称MOST),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被武汉沃亿生物有限公司以1000万元买断。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带给您的特别体悟?

骆清铭:尝试成果转化也是由于责任感所在。我负责的国家实验室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当时实验室里做研究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要“顶天立地”,学术研究既要有高度还要能落到实处。所谓“顶天”的衡量指标自然是学术成果,学术论文或各种奖励,在这一块我们是遥遥领先的。“立地”这方面,我们实验室有五百多项发明专利等待着转化为生产力,但要开展成果转化,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开始时弄不明白原因在哪里,到处咨询,但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实践出真知—我们决定拿一项成果试试,找出问题所在。我们就拿着MOST去试,结果发现想要把这件事情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规规矩矩地走通,需要动用上至国家主席令,下到学校常委会决定,时间跨度为23年、共17个文件的相关内容作支撑。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报批。这其中涉及到国有资产、科研成果管理、知识产权、财务、税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国家和省市把我们的这个尝试作为案例来剖析。我们很荣幸这项探索对国家出台新的成果转化政策有帮助。

行政管理:失中有得

问:您在做学术的同时也在做学校行政方面的工作,你怎么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骆清铭:我理解学校的行政工作本质上还是牺牲和奉献。西电的教育早就告诉了我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应该如何选择。既然学校需要我发挥学术优势来从事行政管理,我没有理由推辞。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其他学者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内心更高兴。我负责的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为华中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学科并列全国第一、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并列全国第三都做出了决定性贡献,2014年贡献的国家奖和高水平学术论文都占全校三分之一。每每看到这些成绩,觉得自己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我一直坚持把学校的任务优先做好,为此自己的科研不得不大大收缩。好在是我设计的课题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不需要天天换新思想。我现在主持的项目不多,辛苦一点,还算能协调好。

感恩母校 建言献策

问:学校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校友的关心支持,您对母校的建设发展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骆清铭:西电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时期,我也很关心母校的发展。西电当前正在大力建设红色文化,这是结合自身历史特点做出的很好的尝试。元旦前《长征组歌》在西电公演,反响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合唱团能来武汉为我们带来一场视觉听觉盛宴。在陈治亚书记、郑晓静校长的带领下,西电这几年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希望两校之间能进一步加强交流,能将华中大敢为人先的意识和西电扎扎实实的精神结合起来,相互学习、优势互补,携手共进!

(本次专访组成员:党委宣传部部长吴秀霞、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肖刚、党委宣传部实习记者付一枫

人物简介:

骆清铭,博士,1966年出生,湖北蕲春人。1986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系红外技术专业。1986年至199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光电子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光学专业理学硕士和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99年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首批),2000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7年当选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Fellow,2012年当选国际工程技术学会(IET)Fellow,2014年当选美国光学学会(OSA)Fellow。

现任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生物医学光子学”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活体蛋白质功能的光学分子成像新技术新方法研究”首席科学家。主持的“生物功能的飞秒激光光学成像机理研究”研究成果获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获取鼠脑高分辨图谱”研究成果入选2011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单细胞分辨的全脑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技术与仪器”研究成果获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责任编辑:web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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